我慢慢蹲下身子，从兜里摸出一支烟，点燃，等她开口。
女子说她叫小玉，去年七月从C市一所师范专科学校毕业，一直没找到工作。昨天早上，她住的出租房的房东来找她收房租。她已经欠了三个月房租了，但她实在没钱给，房东就把她赶了出来，还把她的毕业证扣下了，说不把房租补齐，就不把毕业证还给她。她今天出门四处借钱，
没有借到，不知该怎么办了，便坐在这里打发时间。
我说：“你的那些同学呢？可以找同学们想想办法啊。”
小玉说：“班上好多同学都没找到工作。有的回老家去了，有条件稍微好点儿的，我都找他们借过钱了，到现在都还没还，已经不好意思再借了。”
我说：“那你坐在这里也不是办法啊，要不到你同学那里去挤一挤，也强似待在这里啊。”
小玉叹了口气，说：“同学有同学的难处，再说，我也不想去麻烦他们。”
我说：“要不回老家？好歹还可以混口饭吃呢。”
小玉说：“本来不想回去，但现在看来，可能真的只能回家了。唉，这大学啊，不如不读。”
我劝她：“不要这么灰心，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挺过去了，一定会有美好的明天。”
小玉沉默不语，低头摆弄着手里的口琴，说：“这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了。”
我摸了摸兜儿，兜儿里只有三块钱，我说：“你先等等，我马上就来。”
我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工棚，摇醒老刘，问他身上有多少钱。
老刘睡眼惺忪，问道：“你要钱干什么？是不是去找马子？”
我说：“别管这么多，先给我拿点儿钱。”
老刘摸索着递了50块钱给我。我来到小玉身边，对她说：“这是50块钱，对面不远有一个小旅馆，你去住一晚，先对付过今晚再说。”
小玉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钱。
我突然想起我们平常“打平伙”的那个小餐馆似乎要招一个服务员，便问小玉愿不愿意去。
我其实只是随便这么一说。我想小玉堂堂大学生，再落魄也不会愿意到餐馆去打工，更何况还是一个工地的小餐馆。
没想到小玉同意了。她说读了这么多年书，没脸回家，只要能混口饭吃，干什么都愿意。
这样的想法，与我当初决定到工地当民工时的心态何其相似啊。
14、我应该有个像样的事业
14、我应该有个像样的事业
2006年3月28日星期二多云
小玉到餐馆上班了，工资是450块钱一个月，包吃，晚上就住在餐馆里。待餐馆打烊后，用几张板凳拼一下，上面搁几块木板，铺上被子凑合着睡。
我跟工友们说小玉是我亲戚，请大家多关照，不许欺负她。
小玉叮嘱我，叫我不要说她是大学生。她说一个大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打工，她脸上挂不住。
我理解她，大学教给了她知识，也教会了她虚荣。
小玉开始对我存有一种报恩的心态，总觉得欠了我很大的人情。我告诉她，我也曾这么困难过，在我困难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人帮帮我，哪怕只是一声安慰也是好的，所以用不着对我客气。
只是我没有告诉她，我现在依然困难着。
2006年4月10日星期一晴
小玉说，我和其他民工不一样。她说我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像个有点儿文化的人。
我就淡淡地笑，心里却有些温暖，似乎有一种被读懂的感觉。
说实话，虽然我学历不高，但勉强可以算个读书人。在工地，和这些粗放的民工在一起，我觉得我是孤独的。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挣钱，然后寄回家。攒得多了，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或者添置一两件像样的电器。
我的想法不一样，我知道当民工是权宜之计，我应该有一个像样的事业。但是，我的事业在哪里？假如不当民工了，我能干什么？
这是一种挣扎的状态，既不甘心，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我常常羡慕老刘他们，有活就干，有酒就喝，啥来了就迎接啥，爽爽快快。
这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可是我无法融入，只能旁观，或者欣赏。
2006年4月28日星期五晴
小玉到餐馆上班后，我有时会去找她说说话。或许她的心情和我有太多的类似，所以我们之间很谈得来。
小玉叫我大哥，我也把她当自家妹子一样看待。
有时，我会把她的口琴借来吹，排遣一下内心的寂寞。
前天，我问她：“口琴多少钱买的？”她说：“是一个高中同学送的。”我开玩笑说：“男同学吧？”小玉就不好意思地笑。
我说：“难怪房东赶你出来时，你什么都不带，单单带了这只口琴，原来是定情物嗦。你这么困难，怎么不去找你那男同学一起想想办法？”
小玉说：“他还在读书，在上海，今年才大四。”
我点点头，说：“你看看，那天晚上你说什么气话来着？假如叫你那男同学得知了，不气死才怪？”
小玉说：“有时候我真这么想过，把自己卖了，换点儿钱回报父母。”
我说：“别说傻话！好好干活，好好挣钱，好好生活。”
今天，到了小玉发工资的时间，她把我给她的50块钱还给了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不是我在意这50块钱，而是我不想增加她的心理负担。
不欠人情，就没有负担。
15、有现货的就是我“表哥”
15、有现货的就是我“表哥”
2006年5月8日星期一晴
AT工地有几个施工单位同时施工，每个施工单位都有老陈这样的角色。每逢有空，我就会和他们聊天，渐渐地大家都混熟了。
我发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自以为什么都很懂。其实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一知半解，比如材料价格，有部分材料的价格我了解的都要比他们的低。
他们并不专业，只是，他们大都与施工单位的包工头有些关系，才被安排做这份工作。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
我蠢蠢欲动，因为我看到了市场价格和工地价格之间的差别。
我说了我本来是一个农民，天生就有一些小农意识。当我看到鼻子尖上的利益的时候，原谅我动了一点儿心思。
但我不敢轻举妄动，三年多来，我受够了没有收入的滋味。虽然我仅仅是个民工，但我仍然很珍惜这份工作。要知道，这工作还是在老陈的介绍下才得到的。
所以我还得老老实实地做我的安装工，我不想失去生存的机会。况且，我还欠着老刘和小张的钱。
但是，我知道我总会抓住某个合适的机会的。
2006年5月11日星期四晴
前几天，我们在工地闲了三天了，材料一直没到。听老陈说，厂家生产忙不过来，至少还要等十天才发得出货。
老刘和小张在抱怨这个月挣不了几个钱了，我却打起了主意。
我对老陈说我有一个远房表哥以前在开桥架厂，看他那儿有没有货。我在说这话的时候眼皮都不眨一下。
老陈说这种大的材料他做不了主，要由董总决定。
董总就是我们这个施工单位的包工头，瘦瘦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据说是学建筑专业出身的。
我把对老陈说的话对董总说了一遍后，董总说：“不行，这是指定了品牌的，做竣工资料的时候得有该品牌的合格证。”
我提醒他，桥架不是每一米都有合格证的，他好像醒悟过来了，叫我赶快联系。
做过工程的人都知道，有时催工期比催命都厉害。如果你赶巧了，业务其实很容易敲定的，并且价格、付款方式都好谈。
我离开董总的办公室，小跑着离开了工地，打了一个出租车（我都记不起有多久没坐过出租车了），在一个网吧门口停了下来。
我在网上疯狂地搜寻C市的桥架厂，挨个打电话问有没有现货，有现货的就是我“表哥”。
也不知打了多少个电话，“表哥”终于找到了。
在一个偏僻得近乎荒凉的地方，我找到了这个厂。
“表哥”姓赵，江浙一带的人，叫赵均。我和他相谈甚欢，很快敲定了细节。我让他咬住价格，合同一旦签订，他得马上给我打一张欠条，待他收到款后立即付给我。
我曾设想过表哥会把我甩开，所以对表哥说：“我和施工单位有些关系，我还在里面上班呢。”暗示他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两边都成了我的亲戚，我晕。
今天上午，赵均搞定了合同，下午送货到工地，我也拿到了欠条。赵均供了900米桥架，规格为200*100，56块钱一米。赵均给我的价格是52块钱一米，加上三通、弯头、支架等东西，赵均给我打了5000块钱的欠条。2006年5月21日星期日晴
今天，赵均收到了货款，我如愿拿到了5000块钱。
5000块钱拿在手里，厚厚的一摞。我心里就有了一种很踏实的感觉，觉得自己一下子变成了有钱人。
我决定先还老刘和小张的钱，后来想想，只还了小张的。老刘的钱先欠着，过几天再给他。如果都还给他们，他们免不了要问我从哪儿赚到这
么多钱。虽然这钱并不算肮脏，但又何必多费口舌。
晚上，我到弟弟那里去了一趟。我住院的时候，弟弟四处借钱给我治病，当时治病紧急，弟弟借钱的时候都是说几天就还。现在过去这么久了，不知道弟弟怎样面对他的那些朋友。
弟弟正在吃饭，一大碗面条，呼哧呼哧往嘴里送。看见我，他站起来把凳子让给我，自己坐到了床边上。
我把钱递给弟弟，说：“这是3000块钱，先去还账。”弟弟接过来笑了一下，问我还有没有，说昨天有几个朋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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