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所引的两则顾恺之作画的故事,除了说明作画要追求传神,并且以形写神外,还给了我们另一方面的启示。“点睛”、“添毛”,都是往上加东西。为什么要往上加呢?因为这是能够传神的最要紧的地方。那么,一些不重要的、不能传神的地方,可不可以省略或者削减呢?当然可以。这就牵涉到艺术表现中“略貌取神”或“遗貌得神”的问题了。 古今的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都有一些深切的体验和总结。苏轼论画,认为传神不必“举体皆似”,而只要“得其意思所在”,即抓住并画出最能表现对象精神特征的部位就可以了。他说:“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顾虎头云‘颊上加三毛,觉精采殊胜’,则此人意思盖在须颊间也。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指顾恺之)、陆(指陆探微,南朝宋时画家)。”只要“得其意思所在”,就不必“举体皆似”,这是中国古代传神理论中非常重要的美学思想。他还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作例子说:“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③现代作家、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吴组缃,在总结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传统时,也特别强调讲究神似,还谈到他自己与苏轼非常相似的亲身体验。他说:“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美术学院有个同学,他会画画,他是主张‘写意’,主张画神似的。他替我画像,画了一个头,画了几笔头发,再画了眉毛眼睛。底下就不画了。连个轮廓都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也没有。可是挂在宿舍走廊里,大家一看就说这是我。都说,怎么几笔就画得这么像?”这位懂得神似的写意画家对吴先生说:“你的鼻子我没看出特点,嘴巴也没特点,画它干什么?你的特点在上部。因此,就抓住了这个,画出神似。”④古今两幅画,一幅只有轮廓,没有眉目,一幅只有眉目,没有轮廓,但是异曲同工,都做到了遗貌得神,舍弃了表面的形似而实现了神似。这两个例子说明,根据不同的情况,省掉一些次要的东西,突出一些重要的东西,形不全而神全,反而可以更好地传神。在我国古典小说讲究神似的艺术传统中,“遗貌得神”也是常常被运用的一种处理方式。只是小说的艺术描写不像绘画的画面那么直观,形与神的关系有时候显得比较复杂;而如果形又指的是形形色色的生活的形态,而不是指人物的容貌或外在的形体特征,那就更不容易一下子看得很清楚。 第一个层面,省略掉对人物外貌的描写,而着重去开掘和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最突出也是最生动的例子,当数《聊斋志异》中的《阿绣》。小说中写了两个女子,一个是现实中的人间女子阿绣,一个是幻化为人的狐女。小说写阿绣“姣丽无双”,长得非常漂亮;而狐女本身是什么模样,作者却自始至终连提也没有提,只是写她因为是精怪,有随意变幻形貌的本领,她将自己的容貌变得跟美丽的阿绣非常相似,相似得连正热恋着阿绣的青年男子刘子固也分辨不清。由于她的这种超现实的本领,她竟冒充阿绣而先于真阿绣获得了刘子固的爱情。她追求美的容貌,也追求人间的美的爱情。她虽然是一个狐女,却对刘子固怀着真诚热切的爱情。但当她发现阿绣与刘子固两人真心相爱时,她非但没有像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容易产生出的强烈的嫉恨,甚至轻而易举地以自己超人的手段去破坏和加害于他们,恰恰相反,她为他们的真情所感,不仅主动舍弃所爱而成全了两个有情人的结合,还救他们于危难之中,热情地帮助他们建立起美满幸福的家庭;而且还成为他们真诚的朋友,帮助他们理家决疑。就在一系列幻幻实实的情节发展中,人物内在的精神美一步步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个狐女,竟成为阿绣的幸福家庭的创造者和维护者。而尤其值得注意和难能可贵的是,这样充满爱情幸福的家庭,原本是她自己热切追求和希望得到的。她把幸福让给了别人,让给了她爱情的竞争者和美的竞争者。小说写了狐女和阿绣之间比较妍媸的三次较量,每一次她虽然已经变得非常美了,但与真阿绣相比却仍然稍有不及,因而每一次美的较量她都成为一个失败者。可是,就在这种形貌美的较量的失败中,人物的精神美(执著追求的意志美,舍己为人的道德美)却不断得到升华,升华到了一种崇高的境界。小说最后写狐女凌空飘然而去,随着她那飘荡在空中不绝于耳的爽朗的笑声,留给我们的是一首永远难忘的优美的诗。这篇小说,作者有意忽略狐女本人的容貌,又在写她与别人容貌美的竞争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却着意刻画她内在的精神品格,使人物的精神美大放光彩。可以说,这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在人物描写上采用“遗貌得神”艺术处理极为成功的范例。 可是,“遗貌得神”的“貌”,更多的时候却并不限于人物外在的容貌,而是指人物的言语、行动、人物关系、社会环境等等广泛的生活形态。以这样深一层的内涵来理解,“遗貌得神”的艺术处理,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上述《阿绣》中对狐女的描写,从第一个层面看是“遗貌得神”,可是从第二个层面看,未尝不可以说是“以形写神”。因为她的种种高尚的行为,她对与刘子固和真阿绣的关系的处理等,也都是可以看作属于生活形态的“形”一方面的。实际上,作者并不是真正将生活的“形貌”都省略掉了,而只是舍弃了其中次要的一部分而突出了重要的另一部分而已。 对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遗貌得神”美学特征的认识和把握,常常关系到我们对作品艺术描写成败得失的认识和评价,也关系到我们对作品的艺术欣赏。例如对《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空城计的不同评价,就涉及到对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形神关系处理的不同认识。《空城计》是《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精彩片断,改编为戏曲后也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至今还经常在舞台上演出。这种情况说明,人们是认可并且欣赏这段描写的。可是最近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三国历史,却对《空城计》的描写提出了颠覆性的尖锐批评。他说在历史上空城计是曹操和吕布作战的时候用的,在《三国演义》里面被诸葛亮抢走了“发明权”,并批评说:“这个空城计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所以文学作品是一说再说,戏剧作品也就一演再演,但是这个事情是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的……这个事情不合逻辑啊,第一,你不就是怕他城中埋伏了军队吗,派一个侦察连进去看看,探个虚实可不可以?第二,司马懿亲自来到城门楼下看见诸葛亮在城楼上面神色自若,琴声不乱,说明距离很近,看得见听得清,那你派一个神箭手把他射下来行不行?第三,根据这个郭冲的说法(他前面提到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是由一个名叫郭冲的人提到的)和《三国演义》的说法,两军的军力悬殊是很大的,有说司马懿带了二十万大军的,有说司马懿带了十几万大军的,反正至少十万,你把这个城围起来围他三天,围而不打行不行?何至于掉头就走呢?所以是不合逻辑的,诸葛亮的空城计是子虚乌有。”⑤说空城计的故事“不合逻辑”,这就是以“形似”的观点来评价的结果。 《空城计》的描写是不是真的不合逻辑呢?那就要看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和标准去衡量,也就是:对小说人物描写的真实性是用“神似”作标准呢,还是用“形似”作标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提出的“不合逻辑”的三条理由。表面上看起来,这三条理由讲得确实很有道理。但这是用历史的眼光,或者说是用一般生活逻辑的眼光来看问题,如果换成另一种眼光,即文学的审美的眼光,联系到中国古典小说人物描写对形神关系的灵活处理,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结论。应该说,《三国演义》中的《空城计》是运用“遗貌得神”处理方式描写人物非常成功的例子。正如苏轼所说,传神不必“举体皆似”,只求“得其意思所在而已”。成功的艺术作品,作者为了突出他从生活中提炼出的那个“意思”,就常常不惜舍弃一些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甚至还不惜违背一些生活的常态、常理,以不形似或不完全形似来换取艺术表现上的神似。这时候从表面上看起来,就会觉得这样的描写是不合逻辑的。易先生所批评的三条,在《三国演义》所写的空城计里,就属于日常的生活逻辑方面的道理,在作者的眼里,算是次要的、非本质方面的“形”。他在创作时,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有这方面的约束,也可能是已经意识到了,却在有意无意间、或甚至是自觉地予以忽略和背离,而去突出和着力表现他在对历史生活进行提炼时捕捉到的那个“神”——诸葛亮的大智大勇。 《空城计》对诸葛亮的大智大勇,是从三个方面来表现的:第一,写他对兵法的灵活运用。兵法上讲的常例是,在战争中要“实则虚之,虚则实之”。意思就是在设在埋伏的时候要伪装成没有埋伏,让敌人钻进你预设的口袋;在没有埋伏的时候却要伪装成设有埋伏,让敌人不敢进来。空城计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用的是“虚则虚之”,空城一座就明示敌人是空城一座,结果敌人反而不敢进来。第二,符合兵法上讲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诸葛亮敢于采用“虚则虚之”的方法,并能够断定敌人在他的引诱和迷惑面前不敢进来,是因为他对对手司马懿深有了解。司马懿是一个聪明的、懂得兵法、并且富于军事斗争经验的人物,他以兵法常规的“实则虚之”来判断,当然不敢贸然进城。诸葛亮还知道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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