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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之前的累累功绩，韩冈在营造工程上是朝中数一数二的权威。如果他拍胸脯保证，在场的人都能放心去使用轨道，但他话说得圆滑，顿时便让人少了两分信心，没人愿意就此事拍板。
韩冈不是不想下定论，他一心一意的就是想要推动轨道的发展，以日后的火车和铁路为最终目标。但他不敢保证之后轨道的收入能比得上现在。技术很重要，但管理更为重要，要是人人伸手，轨道走的人少了，也没是钱赚的。
韩冈是不太相信地方官吏的人品，眼下是刚开张，管理严格，加上对怎么从轨道中榨取油水还没有经验，一时不敢伸手，也不知该如何伸手，但时间长了，哪一个都不会放过捞钱的机会。
不过话说回来，阳光照不到的灰色地带，也是有规则的，这个规则在轨道的运行过程中会逐渐成型，然后稳定下来。划定了朝廷和个人的利益分配，到那个时候，朝廷的收入才是正常的收入。可能比现在多，也可能比现在少，韩冈无法确定。干脆丢出去，让天子和宰辅自己去想。
吕惠卿不说话，元绛不说话，王珪当然更不会表明自己的意见，而枢密院唯一到场的郭逵就是块石像，作为由武职担任执政的将领，在政事上的发言权，还不如下面的监察御史，他没资格说话。
赵顼眼睛扫来扫去，见几个宰辅都贯彻着沉默是金的格言，只能道：“此事等薛向来了再说。”
韩冈没想到赵顼还召见了薛向。不过薛向是当朝数一数二的财计大家，长期担任六路发运使，维护朝廷命脉，是纲运上的权威，他的意见自然份量极重，也是必须要听取的。
在薛向到来之前，方城渠道和方城轨道如何取舍的问题，只能先放在一边。但变得没有问题的就是河北轨道。
六十里的方城轨道都能有这么多收入，那七百里河北轨道只会更多。赵顼说出来时，双眼又开始发亮。尽管河北轨道的初衷是军用，可用在民事上，也不会影响到对契丹人的威慑力。
“连接河北各大州府的轨道第一期工程，总共七百里，从白马县对岸，一直延伸到真定，途径河北最为富庶的几个州府。”韩冈停了一下，环目一扫，天子和宰辅都是聚精会神，“从方城轨道上看，过税和运费是相应的，从这几个州府收到的过税反推回去，应当能对轨道货运的收入有个大概的预计。同时长途客运比起短途客运更为艰难，选择轨道的人会更多。官员出行用轨道，各州县节省下来的驿站开支，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赵顼双眼不只是发亮了，而是在闪光：“王卿，回去后即刻让人去估算一下，建成河北轨道后能增收多少、节省多少，然后尽快报上来！”
“臣恭领圣旨。”王珪躬身领命。
“不过千里转运和百里运输，难度截然不同。就是修路，长达千里的道路和区区六十里，难易与否也有着天壤之别，需要贤能之辈统掌其事。”元绛不是白白做着参知政事，长途轨道的问题看得很清楚。
“诚如元卿所言，当择以贤才。”赵顼瞥了眼韩冈，这位贤才眼下不能用，到底让谁去主持轨道工役，之后又让谁去掌管轨道发运事，都是让人头疼的选择。
宰辅们继续讨论着河北轨道的好处，以及建设和运行时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薛向这时奉召进了殿来。
专业人士到来，赵顼立刻就向他咨询起正在讨论中河北轨道。
听了吕惠卿和韩冈的叙述，薛向沉吟了一下，便开口道：“河北的轨道，一开始的第一条，也就是韩群牧所说第一期工程，是南北向，从京畿渡过黄河开始，一路北上，直抵真定，甚至可能再往北，抵达三关。以其转运之速，震慑北蛮。以臣观之，当可抵得上十万大军。”
赵顼连连点头。薛向曾经在陕西任职过，负责过战备物资的转运，也参与过战略战术的谋划，在军事上也是有一定的水准。说起这方面的话题，也有几分份量。
薛向赞了几句之后，话头一转：“但这条轨道尽管贯通河北，可河北商货往来的数量，远远比不上襄汉漕运。最后朝廷能得到的收入，不能以方城轨道为凭据。”
韩冈不置可否，只是天子视线投过来的时候，头微不可察的上下动了动。不是同意，只是在朝堂上做个优秀的壁花。
顺畅的交通，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要致富，先修路，这句话千年之后小孩子都知道。不过这一点，就不是现在的朝臣所能理解。不是他们才智不够，而是他们本身的局限性。
天下财富自有定数，不在此，便在彼。朝廷开源，就是与民争利——这是司马光的观点。
如果是在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而且是和平了一百多年的社会，司马光的观点是没有错的。值得商榷的，也就是对‘民’的定义而已。
“而且轨道几近千里，一车商货自真定运来京城，在河北为止，途中所历州县有真定的栾城、元氏，赵州的高邑、柏乡、临城，邢州的内丘、龙冈、沙河，洺州的永年，磁州的邯郸、滏阳，相州的安阳、汤阴，安利军的黎阳。”薛向扳着手指一个县一个县的数着，显示了他对河北地理了如指掌，“沿途十四县，过税两成八，轨道上车马不能久停，试问过税如何收取？”
赵顼立刻将视线投向韩冈，韩冈还没有动作，就听到薛向自问自答：“以臣愚见，可视沿途所历州县数量，在装车前收取，定好契约关防，至卸载处查验便是。免去了税卡中小吏的刁难，朝廷税入不减，而商人更得其便，如此必有更多商人选择轨道……唯一可虑的，就只是州县中必会有所怨言。”
赵顼摇头，朝廷能直接掌控收入越多，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就越大，这个目标是开国以来，里代天子就一直在努力的：“此事无妨。”
“另一方面，河北商事不如江南，一是由于民风，北人敦厚朴实，难习商事，另一个，则是缺乏南方水运的便利，运费太过高昂，使得商人无利可图。于河北兴修轨道，商货往来转运便利，必然是商事大兴，与国家财计自有一份补益。”
从薛向开始数着轨道沿途州县开始，韩冈就惊讶得盯住了他。能这般熟悉河北地理，要么就是他对河北官道如掌上观纹，要么就是对今天的入对有了预判，事先下了功夫。
这已经让韩冈有几分惊讶和佩服了，直到听到最后一段，韩冈才发现自己还是小瞧了此人。
第４６章 了无旧客伴清谈（一）
司马光认为天下财富自有定数，薛向的观点可比司马光的观点进步多了。
大宋内部和平百年，边患真要细论起来只能算是癣癞之疾，但人口已经快要达到土地允许的极限，而田地的增长也快要到了极限，工商业至今还仅仅是补充。这样的社会，其每年生产出来的财富基本上就是一条略微向上的直线，而且绝大部分的增长还都被同样增加的人口所抵消，甚至由于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人均收入都在隐隐的下降之中。
尽管此时工商业发达，但从朝廷税赋的构成上来说，依然是彻头彻尾的农业社会。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就仅仅是萌芽而已。
王安石隐约看到了这一点，可他由于本身的局限性，所创诸多新法，除了农田水利法以外，其他有关财计的政策，便民贷、均输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从本质上说，无一不是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从士绅阶层手中，将他们过往攥在手中的收入收归国有。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而司马光和王安石所争的，就是这份收入，是应该给国家多一点，还是留给士绅阶层多一点。
至于升斗小民、愚民黔首、百姓、庶民，也就是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在新旧两党的交锋中，从来都是拿出来的幌子而已。
无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多少区别。免役法，让五等户也要交免行钱，不比过去，做衙前做到倾家荡产的，都是三等户以上的富户。但便民贷，则让底层的自耕农少了一份盘剥，多了一分保住土地的希望——地方大户可以将欠债的自耕农的土地收来抵债，而地方官一般是不敢大规模这么做，闹出乱子，他们少不了被弹劾被治罪——一出一入，差不多就抵消了。
相对于朝廷的政策而言而言，还是雨水多寡对于百姓们的生活水平影响还要更大一点。
元丰元年是赵顼即位以来难得的丰年，由于税赋的数额大体上是固定的，朝廷的财政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相对的，百姓们留在手上的钱粮自然要比前些年多了一些。
为了弥补熙宁后期的连年灾害对各地常平仓的消耗，今年各路都是敞开收粮，同时也就保证了粮食出售价格的稳定，没有出现丰年谷贱伤农的情况。
可若是遇到灾年，则还是少不了朝廷的赈济，不论是变法前还是变法后，平民百姓都没有能靠自己的积蓄度过难关的能力。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着眼在财富的分配上，而薛向却能想得到如何增加财富——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上——这是分蛋糕和做蛋糕的区别。
物流的畅通，自然能带来商业的兴盛，并必然会促进工业的发展，这是韩冈最想看到的变化。但并不是所有朝臣都喜欢薛向的说法，农为国本、商兴害农的思想，在士人心目中根深蒂固。
而且并不是完全的没有根据。前几年冬天极冷，太湖冻结。在太湖湖中岛上上种柑橘的果农，因为运粮的船只被冰层阻挡无法上岛而被饿死，成了朝臣攻击商业害农的最新的武器——在此时士人的眼中，所谓的农，只包括五谷和蔬菜。至于种植水果，那是商业生产的一部分，与耕战二字并不搭界。
韩冈能看到王珪和元绛的眉头都皱了一下，但他们都没有出来驳斥的意思。因为赵顼现在正在点头微笑。
天子并不是很清楚薛向的一番话中隐含的见识——恐怕薛向自己都没有清醒的认识——也就没有韩冈的惊讶，但他对薛向的回答很是满意。商业兴盛，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