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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记当然不会和我去逛逛。她尚未在新情势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态度。她必须主持每件事的是非，因此一件事突然没了是非令她非常失落。她倒是跟着我走到楼梯口，似乎刚刚醒悟，说，哦，是你呀！
貌似圆场，其实她早就确认了与我的对立。这对立可以把我爸爸排除在外，甚至怀疑她看出我与她最具体的对立点在哪里。一种气息，或说影响，是从她丈夫那儿来的，在我身上。不可能消散无痕。不可能否认：那个眼看我成长、参与了我的成长的男人。几乎每天在我头发上揉一揉，每天拍抚我脸颊，每天把目光投向我体内体外任何变化的那个男人，他的影响，他对我整一节子生命的参与不会不透露出来给他的妻子。她猜测，有份更内在的亲密在我和他之间。他对我的一回眸，一笑，一指点，就足够她去猜测。女人是很生物的，从本能上来说。那样不可言状的交流，她不可名状地意识到了。他与我的接近，他对我投来的每一束心爱和关切的目光都关系到我的成形。内心的和外形的我，是由于他给予的不寻常的欣赏而形成。
她意识到了，她却无法说。
我想我是被她的直觉识破了。
我们就那样站在楼梯口，交换最基本，最浅表的介绍语。我站在低两级的台阶上，让她保待领导势态。
你在上大学？
是，师大。
你插过队？
插过，在公社小学教过书。公社就推荐我上师大外文系了。
哦，那不错。
她打量我的装束。你这副德行他们也推荐你上大学？
不是只推荐优秀知识青年吗？他们可真瞎了眼。你还不知用了什么手段。
我微微含笑，猜想她心里大致说些什么。她教育我要对我爸爸的可耻行为有所认识，她一个手仍背在身后，另一个手一上一下狠点她脚边一个目标，说，这就是你父亲的根子，资产阶级的意志薄弱加上机会主义。见风使舵。
捞政治资本不惜出卖同志。
我想，她这些词汇可以对任何人而言，不是我爸爸。
因为它们的抽象性，那种陈词滥调的政治性，就弄得它们越来越不沾我爸爸的边。她的愤慨和批判充满集体感，因此她愤慨的对象也可以是非具体，非个性的。她惟一没说到的是我爸爸的人格。他上台表演那一记耳光，揭露的恰是他人格中薄弱处。
我听她讲下去，保持一个中立的微笑。我甚至觉得她有趣，不需要忍受她。她皮肤奇特的细腻，却无水分，嘴唇又红又润，它们本身的运动所致。她让我千万要抵制我父亲的影响。还年轻，还有希望。
我看着这具女体，心想它也曾有青春。青春是在它的哪里终结的？从那嘴唇上。甚至还没有终结，顽固和绝望形成它的色泽。也一定是打这里起头。贺叔叔的嘴唇知道它们早先多汁。还是不错的。这副嘴唇也曾启开，无词在它们中间。多可贵的无词的嘴唇！它们也会迎奉，也会是盈满汁水的熟果子，等得要破裂。也曾有一些时刻，它们仅是享受的感官。年轻的贺叔叔一定不知道，它们将会像此刻这样运动，从它们中间泌出如此成套的官样语言；它们会发行出如此的铅印字句。年轻的贺叔叔只顾把自己盲目的嘴唇摸索到这副嘴唇上，揉搓它们，品尝它们，几十年前，它们滋味不错。
我微笑着，看着贺叔叔许多年前吻过的嘴唇。为之头晕眼花过的。
我是说真正的吻。恨下能把一个人的肉体和心灵都一同吸入。我知道有这样一件事，叫吻。
对女书记我自然是要替我爸爸道歉，同时辩护几句，我说，他为这件事好痛苦。我又说，他并不是平白无故啊，他为别人奴役了四年，也是很委屈啊。
我说，她听。我的语气是冷静的，距离的。我正对着她的面孔说，四年呐——你想想——一个作家能有几个那样的四年？成熟和激情正好在那四年交汇，然后就错过去，各走各的。我叫她阿姨，说，那四年我爸爸等于不存在。
她不全懂我在说什么。她觉得我身上有一丝我爸爸的怪诞，她得谅解。
我语气的距离和轻淡使她接受了它，接受了我温和的敌意，尽管敌意却风度良好。她叫我说下去。
我说，我爸爸那样做是不对的。不过不是那种政治上的下作；仅仅为政治上避嫌，或政治上叛变。我爸爸那一下子，有他正直的道理。
她那应是两根眉毛的位置又拱动一下，红了，说：正直？
我忘了介绍，她脸的基本色调始终是红的。
我说我认为是正直。我爸爸那一记有正义的东西在里面。
她又说，正义？！她哼哼两声，大概是那种属于正面人物的冷笑。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你父亲可能会被看成一个正直的人。他可以隐藏他的卑鄙嘛。可惜文革给了所有人一个大舞台，谁都以为反正人人都在演，人人都在台上，台下没观众。结果这些人不知道，总有人在当观众。
演过头的人，像你父亲，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我想，哦，原来你把它看成一个大舞台。你我现在的对台戏无疑是被容括在大舞台上了。这相当败兴。我一下子没了角色感。随她的便去说教，我跳到局外了，想她与贺叔叔的肌肤之亲，是许久前的事了。贺叔叔被送进监狱的时候，你不也送进去一份离婚报告迫他签字吗？仅仅因为当时没人做主，最后的批准才没有达成。贺叔叔在瓜棚的几年里，没有亲友去看过他，你也在那个不探望他的人群里啊。
我道声再见转身向楼下跑去。让女书记去独自做正派人物，矜持谢幕。
到了院子里。
进入了秋天。菊花装帧成的毛主席相框，平面与立体的两种空间感被放在了一起。很有趣。虚和实的质感。我们那时的生活里常有这样的拼合：一条大船是绘制的、平而的，而放在舵手位置的毛主席则是石膏像，立体的；或者，整个画面是黑白的，所有人脸是黑白的，只有毛主席军装上的领章和帽徽是鲜红的，丝绒或某种闪光质料。这样的拼合让我感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时空也不可靠，可以任意拼接。我夹着书，却不想看。
这才有空来好好看一看阔别四年的贺叔叔。刚才进入我视觉的，我并没有来得及着见。去一个局部一个局部地看，一条皱纹一条皱纹地欣赏，一个神态一个神态地品味。现在，可以了，独自坐在木椅上。风把碎块的阳光吹到我满裙子的白雏菊上，我脸上和头发上。窗就在二楼那排窗子中间。我开始细看刚才那个印象。从贺叔叔突然出现在女书记身后开始。他带怒斥和嫌恶的语气，说女书记，吵吵什么？！让它再来一次，就从他一头白发开始；他削瘦的身板，肩还是宽的，胸膛还没薄去。四年的搬运西瓜，拉板车。之后我看见他的微小之极的一个动作，把那只没了中指的手掩饰起来。这掩藏是他自如地用那手、该怎样还怎样，以他自己对那残缺的否认和忽视来感染别人。把残缺从自己和别人的知觉中抹去。他不少什么，磨难没让他缺掉什么：磨难也可以被抹去——他那样真情地扑向我爸爸，拍肩打背，就是要抹去那磨难。抹云反目和背叛，让他俩分别的那些年也不算数、又一个勾销。贺叔叔那双离得过近的眉头，此刻打开了。
太盛大了，两个军团的会师。此之前他们在混战中误伤了对方，终于跨过硝烟沉寂的战地，遍体鳞伤地走到一起。
我坐在木椅上。木椅有点湿涩，清苦的菊花芳香如一味药。我膝上放着未触动的书。他们在二楼的窗口里。我眼神盯着一丛矢车菊。继续去看阔别后的贺叔叔。把他从上到下，再自下而上地看。那刚才一股脑儿进入我眼睛和最新鲜的记忆的他，我现在可以放大、重复。看他一条条蚀进皮肤的皱纹，银色的一层胡须茬子；中上装的领口稍紧，在他转颈子向他妻子介绍我时扯动了宽松的皮肤。他有副秋收后成熟的脸色。是在斥责了女书记之后他认定那就是我。但他什么也没泄露，只说：好多年没见这小伙子了！瓜棚的那次，就让他混过去了。重复地看，让我喜欢起他正往坏处走的形象来。
不是被迫性失忆。相反，木椅上越坐越冷的我，看见的是一个男人，他生怕给十八岁的女孩耍弄了。十八岁，她满心都是妄为，每个眼锋都发出奉献她自己的暗示。他知道她坐火车走了后就很少想什么，全没那回事。他在拍了我爸爸肩膀后看到我的装束。我同他打招呼，叫了声：
贺叔叔。这年轻女人那么成熟和久经沙场。他怕我已把瓜棚中的所有对答和交流统统变成了我的成本，投资于从此往后的真实情场。而那小女孩最初是从他那里开的窍。
我松懒地坐在那儿，眼睛半闭，有些菊花中的五彩小灯亮了。二楼的窗子内越来越黑，不知我爸爸是不是把烟缸抽成尖尖一个堆。俩人轻声谈到了何处。我妈妈已从文化馆下班回来了，背着装满业余文艺活动的老相机。她进了旅馆的院子就看见她女儿在那儿无边际地发呆。她清脆地叫着我，走近来。
我妈妈胖了不少。苦日子使一部分人很有效地发胖，是一种不同的胖法。手里那把自动阳伞也是祖母的遗物。
祖母的年代，用自动伞是个颇大的赚头。那真是一把细巧玩艺，深蓝羊皮的弯柄，细极了，明显是排除了那些不够细巧的手指头对它的把握。我妈妈曾经同它搭配得还算准确，现在就很勉强了。她变粗许多的手指捏在那柔媚病弱的弯曲上，捏得吃力也总不得要领似的。伞面也精细，宝石蓝上一根根桃红、鹅黄、银白的细线条，一环环推出某种频率。非常好看，这个城市大马路上却没一个人合适撑它。它会成任何人身上一个不搭调的细节。我们都习惯对美丽和细致去一眼带过了。那场消灭个性消灭细致的革命过后，让我在这个秋天的傍晚、看见了祖母多年前有过的那个美好晴天。
我轻淡地讲起贺叔叔和我爸爸怎样见了面。我妈妈面色马上变了，问道：贺一骑啊？！
我笑笑说：还有别的贺叔叔？
她担忧地看我一会，又去看一块地面。我告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