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从那里离开。三哥他们不听，被她强行驱赶下车。他们下车后大姐自己驾车驶开，引走追兵，让三哥他们得以趁机潜离险地。当晚三哥他们从黄厝一带弄了条小船，冒险下海，为躲开追捕，从大担岛一带迂回，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游击队。事后听说大姐牺牲在宪兵枪下，他们都悲痛万分。
“你怎么还敢回厦门！”我着急。
三哥在厦门被捕逃逸，特务还在四处抓他。此刻虽然风声稍平，再返厦门依然非常危险，但是他不能不设法再次潜入，因为有要紧事情找我，别人无法取代他，只有他才能让我相信。他找我的事情跟大哥和特务追的居然差不多。
“大姐跟你交代些什么？”他问我。
我把那天晚上大姐在漳州旅馆的情况告诉三哥。除了交代我一问三不知应付特务，似乎再没其他要紧事情。如果说还有什么交代，那就是要我活下去。
三哥问大姐有没有提到什么“货”，或者是某个东西放在哪里？
“你是说电台？”
他很吃惊：“你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已经把电台送上山了？”
他更吃惊：“谁告诉你的？”
我把在大哥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他。
“不是那样。”他摇头。
这部电台被大姐藏起来了，至今没有找到，他们很需要它。大姐牺牲前跟三哥在同一辆车上，急迫中没有交代电台下落，三哥猜想大姐也许会交代给我，因此特意潜回厦门问我。我对三哥无须提防，问题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好好想。”三哥说，“会不会是你光顾哭，忘了事？”
不由我生气：“臭三哥，没让特务打死，倒来欺负我。”
三哥笑：“开玩笑呢。”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糖。
我把大哥的情况告诉他，说自己真不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三哥一听四位同学落在特务手里，脸上笑容顿失，让我细说前后。
“柯子炎让你怎么联系他？”他问。
我讲了“两火挂号”。
他想了一会儿，交代说：“这样，澳妹你今晚去写。”
“什么？”
“听我安排。”三哥说，“不是开玩笑。”
当晚我在传达室门边告示牌上写了那四个字。
第二天上午，一个打扮得像邮差的便衣进学校找我，称母亲生了急病，让我赶紧回家。我即告假，起身跟那个人走出校门。
柯子炎在校外等我。
“钱小姐想起谁了？”
我没想起哪一个，只是心里非常不安，两个晚上彻夜不眠。我感觉那四个同学都是无辜的，他们是好人，不应当被关被杀，请柯先生把我的话转告大哥。
“四个都是好人，哪一个最好？左边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右边那个？”
我让他不要下套子，我不会去认哪一个，也不会不认哪一个。这四个人肯定不会与我三哥有关，做个好事把他们放了吧。
“怎么知道跟你三哥没关系？”
我只让柯子炎转告大哥，其他的不必多问。
柯子炎从我这里没得到什么。大哥听到情况后，要求柯子炎暂时不把几个学生送走，他要亲自审问。他觉得我主动找特务传话，如此不安，不会没有缘故，几个学生里可能确实有我认识的人，很可能跟三哥有牵扯，我越否认就越可能。既然我不愿意指认，那么大哥要自己来认一认，也许他能认出来。
两天后师部开会，会商“清剿”事宜，柯子炎到场。会后他问大哥要不要见见嫌犯？大哥点头，柯子炎起身打算回去安排，大哥把他喊住。
“别走，有事问柯特派员。”大哥说。
柯子炎打了电话，交代手下人把学生送过来。
“知道钱长官留我问什么。”他叹气，“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初一十五都过了，人没找到，连一根毛也没有？”大哥追问，“钱长官给柯特派员只派一个任务，居然这么不当回事？”
“我们不敢怠慢。”柯子炎分辩，“人还没找到，人毛还是有的。”
大哥逼着柯子炎找吴春河，那段时间里特务确实不敢怠慢，在盯紧同安那所中学的同时，也在四处撒网搜索吴春河，重点放在惠安洛阳吴家老宅。刘树木亲自蹲守，秘密监控，取得若干进展。几天前吴宅来了一个客人，穿西服，戴礼帽，南洋番客打扮，在吴家住一个晚上，次日即离开前往泉州。柯子炎认为这个南洋客可疑，命刘树木以涉嫌走私为名将其秘密扣留，带到行动组讯问。审讯中意外得到一个情况：南洋客是从新加坡回来的，为吴家人的远亲。他受一个叫“阿义”的人所托，帮助给吴家捎口信。阿义在新加坡犯了案，被关进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监狱，其口信是寄的钱已经收到，经朋友帮助营救，近期案子当有结果，到时自会归返，请家人不要牵挂。
吴春河的小名就叫阿义。
大哥怀疑：“跑到新加坡坐英国人的监狱？怎么会呢？”
柯子炎说：“吴先生很特别。”
大哥吩咐柯子炎搞清这个情况。
柯特派员和他的行动组住在泉州近郊一个集镇，占用了一个大宅子，设有临时牢房和审讯室，四个大学生就关在那里。从行动组驻地到师部有一段距离，特务用一辆军车作为临时囚车押送犯人，押送人员全副武装，配有轻机枪、冲锋枪和手枪。这段路是土路，平时通行的主要是牛车和人力板车，运送石块、砖头、粮食布匹和各种货物。土路失修，路况很差，一些临水路段排水不畅，路面因经常走水而显松软，被重载牛车压得到处是深深车辙，汽车在这条路上开不快。
那天下午，特务押着四个大学生从临时牢房前往师部，途中被一辆拉茅草的牛车挡了道。茅草车体积大，高高垛起于车板的草捆从车厢板伸出，几乎占了两倍空间。土路不宽，找不到超车空间，囚车只能跟在茅草车后慢吞吞爬行。沿河路段车辙特别深，茅草车走上那段路时，车把式不慎让右车轮陷入一条深辙，车身连同高高的茅草垛向一侧倾斜，车把式拼命鞭打拉车水牛，水牛使尽吃奶之力，缰绳崩得笔直，无法把车轮拉出车辙。车上的茅草捆整垛歪倒，牛车无法动弹。
囚车上的特务跳下车，试图把茅草车推开。未防备间，车把式和几个推车农民突然亮出武器，逼住特务，路坡上又窜出几个人扑向军车。
坐在驾驶室上的特务小头目拔枪开火，被当场打死。
“姓柯的呢？在哪里？”劫车的领头者追问。
“他他他在师部没回来。”被捕特务说。
囚犯被劫车者劫走，上了预先安排在河岸边的一条木船。特务救兵从后边赶来时，那条船已经驶过河，囚犯和劫车者上岸跑得无影无踪。
车是三哥他们劫的，我在劫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只是按照三哥的安排，通过柯子炎把一个含糊信息传递给大哥。三哥料定大哥会因为我的不安而生疑，把几个学生扣下来继续审问，这就争取了时间，让三哥他们可以设法营救。当天如果不是大哥把柯子炎留下问话，柯本该在囚车上与三哥狭路相逢。他会像车上那个特务一样被击毙吗？不会，三哥要活的。大姐牺牲前曾告诉三哥，不能老是挨特务抓，要设法反过来抓特务，这个特务藏着许多事情，抓住他，把事情搞清楚。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四个同学被救，大哥暴跳如雷，严令追查。我不知道大哥究竟还要做些什么。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以死归队
由于军事部署调整，大哥的部队从“清剿”一线撤下来休整，准备调防。方国升还在养伤，大哥被任命为代理师长。
颜俊杰从台北回厦门，专程到泉州祝贺。大哥说：“贺个屁。”
颜俊杰说：“屁也贺。”
他给大哥带来了父亲的确切下落，不出大哥所料：父亲早已死亡。
根据大哥提供的资料线索，颜俊杰通过上层关系，查找了日据时期留下的机密档案，查到了一些旧日记载，发现钱以未之所以突然消失，名字是一大原因：他以“钱以未”之名从上海移送日本当局统治下的台湾，然后被以“钱亚清”之名关进了台北监狱，据说这是他的本名。钱亚清是重案犯，从事秘密颠覆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和日本多地，需要深入搜集证据，办案时间因之拖延。没等有个结果，他即于1933年底于狱中突发重病死亡，狱方通知其家人办理了后事。
“瞎话，我们家人根本不知道。”大哥说。
“不是你们。”
按照记录，死者的遗体、遗物由一个叫钱文泰的人签字领走。这位钱文泰是死者的堂侄儿，家住台湾新竹，是一个银行职员。颜俊杰通过警察局的朋友找到这个钱文泰，证实确有其事。只不过钱文泰并未领走钱亚清遗体，该遗体实已为日本人焚化，原因是死者患烈性传染病暴死，一时找不到直系亲属，狱方必须尽快处置。日本人交给钱文泰的是若干死者遗物，包括旧衣物、一些私人物品和两把刻石刀。这些物品后都被钱文泰丢弃，因为留而无用。钱以未不仅在台湾无坟，在世间也已基本不留痕迹。
“荡然无存？消失得这么干净？”大哥有些怀疑。
“你老兄感觉不忍吗？”颜俊杰问。
“感觉有些奇怪。”
大哥一向对父亲心存怨恨，因为这个父亲似有实无，生了一堆儿女，几乎不管不顾，一家只靠母亲。大哥是长子，与父亲相处时间算来最长，但是关系也最差。大哥小的时候，父亲嫌他顽皮，长大了嫌他不听话。父亲不在家时还好，一旦回家，父子俩总要发生冲突。有一回大哥当着弟妹的面顶撞父亲，被打了耳光，他向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