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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流亡背景，来龙去脉。母亲是周家的童养媳，从小在家里，像丫鬟、佣人一样洗衣做饭，服侍老小，没读过一天书，是个文盲，却因此对读书人心存敬畏。母亲生性倔强，会使脾气，虽然还未圆房，却敢吆喝大舅。大舅人老实，让她三分。母亲对租住在家里的外人也会使脾气，看不惯什么都直言不讳，唯独对“台湾仔”例外，从来和风细雨，如沐春风，因为人家是学生仔，读书人，不是粗汉。
那时候父亲靠台湾家人寄来的生活费维生，同时在小学校代课，报馆里编稿，赖以谋生。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父亲身边有一群朋友，都很年轻，知书识礼，来往频繁。父亲所租房间三天两头有访客，模样举止都有些相像，上门不是玩儿，不打牌不找事，只是长谈，从早晨谈到晚间，甚至竟夜不走，彻夜交谈。母亲在市井人家长大，过的是寻常日子，新来的年轻租客及其朋友的情形让她看来格外新鲜。
冬日里，闽南寒意袭人，太阳一出，大家挤在街巷边晒太阳取暖。有一天父亲穿了件大衣，搬张小桌和凳子，坐在大舅家后院，一边晒太阳，一边做他的事情。母亲忙完手头的活，也搬张椅子坐到院里晒太阳补衣服，两人不吭不声，各做各的，彼此连一句话都没有。补好衣服，母亲抬头看了一眼，发觉台湾仔抓着一把刀，眼睛不在刀上，直愣愣却在看着她。
母亲问：“钱少爷拿刀做什么？”
父亲说是刻刀，他在石头上刻字，做印章。
“刻字好玩吗？”
父亲在一张纸上写了“周菊花”三字给母亲看，母亲能认自己的名字，但是父亲写在纸上的三字她怎么也认不出。父亲让她反过来，从背面对着阳光看，她照着做了，这才发觉认得。父亲告诉她这些字是反着写的，反着刻章，印在纸上才是正的，这挺好玩，他学刻字却不是因为好玩，篆刻是中华国粹，他喜欢。日本人逼台湾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不服，学篆刻也是反抗。
母亲眼尖，看到父亲身上大衣掉了一个扣子。
“钱少爷把大衣给我。”
父亲把大衣脱下来。原来不只是掉扣子，是没扣子了，他这件大衣有五个扣子，掉了两个，其中一个不见了，一个还连着根线，挂在扣眼上。
母亲说：“少爷这种扣子不好找。”
母亲跑到房间里找旧扣子。少爷的衣服是从台湾穿来的，扣子的模样跟漳州这边不大一样，母亲翻箱倒柜，拿着那件衣服比画，找了半天，没找到一样的。
“不如都换了吧。”她说。
“随便找一个缝上去就可以。”
母亲认为不行。钱少爷是读书人，出门一件衣服两种扣子，人家看了会笑话。
母亲把那件衣服的扣子全部换了，缝得特别结实。
“钱少爷不要客气，以后要做什么只管说。”母亲说。
台湾仔感慨：“我看你很不容易。”
钱少爷虽是外人，东家的事都看在眼里。母亲小小年纪，里里外外忙碌，管大的顾小的，做重的干苦的，比丫鬟、佣人还忙，却拿不到一分钱。吃的是粗粮，穿的是旧衣，只能当牛做马，不能读书识字，童养媳真不好做。
“这是命。”母亲说，“人都有命。”
少爷说人可以与命相搏。如果只能认命，他得乖乖待在台湾任日本人欺压。这种命不认也罢，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那以后彼此熟悉，不时交谈。父亲告诉母亲清政府割台辱国，现在换了民国政府，军阀争权夺利，官僚贪污腐化，依然只会内欺百姓，不能外争国权。统治者害怕日本人，不顾台湾同胞疾苦，台湾流亡人员在大陆从事反日活动，官府极力压制，唯恐惹恼日本人，军阀官僚跟前清一样卖国。所以台湾那边日本殖民当局要推翻，这边卖国政府也该推翻，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就是中国人的革命。革命成功之后，会有一个伟大中华、一个美好人间诞生于世。
母亲成了钱少爷的听众，台湾仔讲的那些事对她很陌生，许多言辞她根本听不懂，如闽南土话所称，叫“鸭子听雷”。她没读过书，只是个童养媳，她的世界非常狭窄，知道的事情不多。但是无论听懂听不懂，她这只土鸭子就是喜欢听雷声。钱少爷的话让她听来新鲜，特别是这个年轻人愿意对她说话，把她当做革命宣传对象，翻来覆去讲解，不厌其烦，视童养媳为知音，让她倍觉愉快。
阿婆发现情况，意识到危险。她把母亲叫到房间训斥，不许母亲再与台湾仔来往。母亲争辩自己清白，与钱少爷间什么事都没有，让阿婆打了巴掌。阿婆把母亲锁在房间，逼她思过认错，整整关了三天三夜。母亲不服，三天三夜里以泪洗面，不吭不声，不吃不喝，与阿婆较劲，绝不服输。大舅知道母亲性子刚烈，怕出意外，求阿婆手下留情，这才不了了之，把她放出来。
二十几年后，母亲自己的大女儿回到厦门辞行，准备投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凌晨时母亲拿一把大锁把女儿锁在房间里，关了三天三夜，阻拦了她的北上之路，改变了她的命运。追根溯源，原来不是母亲自己的发明，是她从阿婆那里贩来的，只不过掉了个方向，原先她是被锁在房间里的那个，后来她变成把人锁起来的那个。
母亲被放出来时，钱少爷已经离开，房间被收回，不再租给他了，事情却没有到此为止。钱少爷知道母亲每天清晨都要早早起身，到小河边倒夜尿，刷洗全家人的马桶，几天后他特意挑天蒙蒙亮时跑到小河边跟母亲说话，告诉她自己搬了新地方，离这里不远。他们借了一个旧祠堂，办了一所夜校，母亲想识字，想知道世间的道理，可以上他们的夜校，夜校给学员备了纸和笔，不要钱。
“你来吧。”他诚恳相邀。
“只怕阿婆不让。”
“自己的命自己做主。”
母亲偷偷跑去夜校上课，说是去读书识字，不如说是去听钱少爷说话。她没敢让阿婆知道，也不像其它学员天天上课，只能找机会偷空一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尽管如此小心，阿婆还是发现了状况，她非常不安，决定让大舅和母亲即刻圆房。
大舅说：“迟一点吧。”
那时家人还在为老祖母守孝，大舅的父亲中风还未好转，不能下地。时局动荡，家中生意很不景气，大舅是家中长子，年纪还轻，经验不足，让生意上的事情搞得焦心，艰难维持，非常吃力，没有心思操办婚事。
阿婆叹气道：“只怕再拖人就没了。”
不久出了事情：夜校发生暗杀大案，枪手把正在开会的几个年轻人堵在屋里，拿枪乱射，打得东倒西歪，血流满屋。外间传言凶手为日本浪人，用暗杀警告流亡台湾青年不要从事反日活动。官府与日本人勾结，暗中提供了支持。
邻居家有个女孩跟母亲关系好，经常一起去夜校上课，女孩听说夜校出事，钱少爷中枪，跑来告诉母亲。当时母亲在厨房里生火，准备给家人做晚饭，一听消息有如巨雷轰顶。听说钱少爷给送进教会医院，母亲一声不吭，当即把灶脸里的柴火抽出来，拿水浇灭火苗，丢下火钳，拉起女孩就跑。
她在医院见到钱少爷，他脑门上中了一枪，虽还有气，却已不省人事，医生断定过不了当夜。钱少爷是台湾流亡客，在漳州没有亲属，几个要好朋友一起遭难，或死或伤或逃，少爷浑身是血躺到医院等死之际，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母亲在病床边放声大哭，不忍心钱少爷如此孤单离去。她让女伴回家说一声，自己留下来陪伴，为钱少爷送行。女伴回去报信，马上又跑了回来，传话说阿婆让母亲立刻回家，钱少爷非亲非故，是死是活与周家人无关，不要在医院丢人现眼。
母亲不吭声，一动不动。
她守了一夜。天亮之后钱少爷没有死，倒是另一位伤势较轻的年轻人走了。又过了一夜，钱少爷从昏迷中苏醒，死而复生。
母亲一直守在他身边，直到一个月后离开医院。期间阿婆屡次派人传话，逼母亲回家。阿婆说了重话，如果母亲不听，那就永远不要回去。待到钱少爷裹着一头纱布出院时，母亲已经无家可归。
钱少爷说：“跟我走。”
从此钱少爷成了母亲的丈夫，我们的父亲。
他们搬到厦门，在乡下租房子住，生下了大哥和大姐。父亲到厦后参加秘密组织，开始神出鬼没，时常离家外出，一走十天半月，养家糊口重担尽归母亲。漳州老家那边，大舅的父母相继过世，大舅娶了舅妈。大舅人好，听说母亲在厦门生活艰难，一再过来探望，带着米和钱接济，帮助我们家渡过难关。
1923年初，父亲从厦门去广州，母亲带着大哥大姐举家随往，那时候母亲才知道丈夫是共产党，被派到广州从事工运。我们家在广州郊外一处民居住了很短一段时间，母亲在那里生了二哥钱海宁。当年夏天，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回台湾奔丧，行前又把家人带回厦门，搬进渔港这座木屋，房子是父亲认识的一个台湾人租给他的，当时很破，下雨天到处漏水。奔丧本不需要太长时间，却不料父亲一去难归，只从台湾寄过几次钱，来过几封家信。母亲独自在厦门支撑一家，咬紧牙关洗衣谋生，供一家人维持生活。一年多后父亲回来，母亲才知道原来他一回台湾就坐了监狱，日本人始终没忘记当年参与反日逃亡大陆的钱少爷。父亲在狱中患病，那边的家人设法让他出狱就医，他寻机逃回了大陆。
父亲归来时，恰当国共合作，国民革命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