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对美国的宣战是迫于美国的威胁和步步进逼，而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亚洲受殖民统治的民族，总之，中国永远代表着正义的一方。
无论是外交部或是国务院，永远都有数不胜数的华丽词藻用以装饰这场战争，而且中国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正在为第一次普选做着最后的准确工作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都已经举行民族公投，认为三国应该参加这场“旨在赢得亚洲民族解放的正义之战”，而且三国的公投并没有中国操纵的影子，是自发而自愿的，过去的十几年间，亚洲主义不仅仅影响着中国，同样影响着东南亚甚至于印度。
“亚洲人的亚洲！”多么美妙的名词，但在中国给予他们独立的背后，过去的十几年间，深蓝公司和社会科学院等几十家机构，都在秘密的进行着一项研究，而所有的研究成果，最终都在韩国的身上进行着试验，在外国眼中独立后的大韩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经济日益繁荣的国家。
但对于中国而言，韩国不仅仅是联邦成员、市场和资源地，韩国同样是中国的试验田，“新殖民主义”的试验田，而这个试验是成功的，并且有着历史意义的，可以说现在中国对亚洲的军事行动的最终目标，就是为推行新殖民主义。
“……总之！亚洲人的亚洲，我们中国人以及亚洲各民族必须要向西方人证明一件事，即黄色人种并不逊于白种人，我们曾经创造出世界上最繁荣的文明，过去是，未来也将是，在未来，这些新独立国家，将在我们的支持下，在实现民族的独立后，最终实现经济上的繁荣……”
面积不大但装饰却非常漂亮的客厅，回响着一个显得有些激动的声音。“新殖民地主义而已！无论任何伪装，都无法掩盖这一事实！”端着咖啡杯的胡适轻声为自己的朋友的话做了一个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我们同英国、法国、美国在对待落后民族问题上不同，西方世界更倾向于以武力占领为特征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而我们更倾向于着通过经济手段进行掠夺与控制，与新生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军事经济方面的条约和协定，维持与新生国家的一种“条约关系”，以此来干涉、控制、影响这些国家。”胡适放下酒杯望着朋友们，神情显然很是平静。
“我们所选择的只是另一种隐晦的控制，因为国人非常了解那些接受高等教的当地精英的愿望，由于殖民者的残酷统治，这些精英们不仅无权干预政治，而且深受种族歧视和宗教压迫，尽管他们的非常富有，但他们仍然是殖民统治者歧视对象。而我们却懂得他们需要的是个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开明政治、政教分离、民族平等、国家独立，而我们正是以给他们这一切的许诺和行动来拉拢这个阶层，并依靠这个阶层对占领地进行间接统治。”
“胡教授，我并不认为这是间接统治，实际上我们根本并没有统治他们不是吗？”赵兴怡打断了胡适的话，对他的前半句自己非常赞同，但是至于最后的间接统治却不敢赞同，因为中国从没来没有间接统治过任何国家。
“就像朝鲜，3年的临时政府，15年共和普选，现在的韩国难道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吗？我不否认我们对韩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韩国同样是中华联邦的成员，但是中央派驻专员不过仅只是象征性的存在，我们唯一对韩国的干涉或许就是教育，在当年的临时政府中，韩国政府各部部长均由朝鲜人担任，只有教育部长一职必须由中国人担任，这是为了保证了中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政策在韩国的实施和贯彻。
如果社会下层人民不懂中文、仍然是文盲，他们将受到各种剥削者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因此普及中文的真正贡献在于使韩国劳动者摆脱其依附地位。使他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并且知道如何去获得这种权利。而且绝大多数韩国人对这种扩大了的受教育机会的反应是热烈的。
随着韩国人在政府任职的人数不断增加，他们对教育的支持也更大。不过教育设施始终是落后于需要的，无论什么地方，教育都被视为取得独立和政治进步的关键，我们的这种干涉实际上恰恰是为了帮助他们实现真正的独立和进步，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不是吗？”
赵兴怡的声音稍顿一下，似乎是在心里整理一下自己的“论点证据”。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三年国建期间，韩国在我们的帮助下，韩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有相当大的进步。我们把从欧洲受到工业互惠的利益之后，欣然把这种利益扩展给韩国人。
韩国的农业和工业改进了，新的制造工业和现代化技术传入了，交通运输现代化了，韩国的通货稳定了，而在做出这一切的同时，我们甚至没有索要经济上的特权，这与西方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我们并没有为我国的商人在韩国、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索要经济上的特权。特权？需要吗？”
胡适并不赞同赵兴怡口中中国并没索要特权的观点，有时候一些特权是极为隐晦的，很多看似互惠互利的法案，往往会将特权最大化的同时，加以层层为他国利益的伪装。
“根据共和12年《中韩关税法》、29年《中暹关税法》以及刚刚通过对中南特别关税法，中国和这些国家地区的贸易是相互免税的，看似非常公平，但是免税贸易使我国工业品在菲律宾市场上取得绝对优势，挤垮了其他国家的竞争者以及他们本国的薄弱的工业，当然不包括我们的投资企业，这使我国企业达到了独占这些新建国家市场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使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一旦他们与中国关系发生变化，势必影响到他们经济发展。我们是没有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进入中国的限量。尽管如此，亦无法改变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市场的垄断和他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这一事实。自由贸易政策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带来了繁荣，但过分依赖中国市场，却使他们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这种自由贸易对中国来说是真正自由的，但对这些国家来说却是不自由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暹罗，从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宪政，才不过一年的时间，他们进口总值的90％，出口中80％以上都是与中国贸易，还有一部分是同韩国的，其它国家被我们挤出了暹罗。如英国、西班牙、美国、德国、荷兰等国家，在过去的一年中与暹罗的外贸几乎等于零。
如果说英美列强的方法更直接的话，那么无非只是我们的做法更为隐晦而已，就像现在，国防军还没有打下缅甸和马来亚，国会就已经对缅甸、马来亚的独立问题进行讨论，同时准备邀请他们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来西北，设讨独立事宜，总之新殖民主义式政策恐怕是中央政府和国会唯一考虑的对这些新建国家基本政策不是吗？”
一开始挑开这个话题的王朴新点点头，接过了胡适的话题。“而且我们还和这些国家签订了军事条约。这些条约和协定使我们可以在这些国家维持着一种军事基地网络，并对这些新生国家的军事力量形成某种控制和影响，国防军在韩国国民军中的顾问直到连级。
在泰国军队重组时，我们的顾问同样派驻进连级，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国民军组建过程中，也是如此，甚至他们的政府还委任很多华裔或有华裔血统将领。而且国会现在有意构建亚洲集体防务军事条约组织，这将会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些新生国家军队的控制！”
“什么样的人新殖民主义者？”在赵兴怡的妻子为自己加满咖啡时，胡适轻轻靠着沙发，问道面前的众人。“对于我们中国而言，就是他们手中拿的是算盘而不是武器，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军人的作战服，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或是枪炮的威胁。
我们的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亚洲银行和亚洲经济复兴基金组织为首的捐赠者，但也包括我们派出的大使馆、商业银行和非政府组织人员、商人。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这些新生国家中悄无声息扩展了势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胡适在说话时，看着桌上的咖啡，这些咖啡或许正是产自前法属中南那些“独立国家”的种植园中，或许以后汽车上的橡胶、饭桌上的大米、蔗糖等等，最终这些国家的经济复兴都将会服从于中国的市场需要，中国不会强制他们铲除自己的作物，但是会利用市场的杠杆让他们自发的那么做，就像国内的那些跨国公司一样，他们韩国、兰芳政府的影响力，甚至不逊于中央政府，他们利用市场控制了那些国家的经济、农业、工业。
赵兴怡仍然不愿意认同胡适的这种观点，尽管他说的或许是实话。“适之，你这么说未免把我们善意说的太过于阴险了，或许吧！其中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多少总有着一些经济、军事上的利益参掺与春中，但是也不要忘记一点，这些遭受了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新生国家在独立之初，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政治局势不稳，他们需要在中国的帮助下，稳定经济、稳定货币、恢复农业、建立工业甚至建立军队。
韩国国父金白凡不是说过吗？中国在历史和和现在对韩国社会进步的最大、最持久的贡献不是物质利益方面，而是在教育、卫生、个人自由和政治觉悟方面，中国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是韩国人千百年来的追求的时尚。如何认识这种文化变迁，如果适之你以“新殖民主义的观点”去看，他无疑是一种文化上的侵略，但是金白凡和韩国人呢？却把他视为一种社会进步。”
“也许……”赵兴怡放下自己手中的咖啡杯，“在亚洲有两个国家，一个我们给予全面独立地位的韩国，另一个是美国人口中所谓的民主典范的菲律宾，在18年前，菲律宾人的收入是韩国人的1。8倍，而现在韩国人的收入是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