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工股办公室只有一间,一个谢顶的四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看见报纸,雷鸣敲了敲门,叫道:“您好!”
谢顶男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从老花眼镜的上面射出两道冷光,让雷鸣觉得很不舒服。
“领导您好!我是雷鸣,今年刚刚分配的,我来报到”。雷鸣一边说一边走进去。
谢顶男迟钝了一下,才说:“你就是雷鸣啊?你怎么搞的,现在才来报到?”
雷鸣这才意识到了他迟迟不报到的恶劣性,连忙说:“对不起,我家里事多,双抢,父母老了,我不好意思让他们自己累”。
谢顶男又翻了翻手中的报纸,说:“难道司法局的工作就可以随便耽误?”
雷鸣眼中闪过一丝光芒,要是在大街上,这家伙就有得好受的了。但雷鸣现在是谁啊?能出现这种低级错误吗?
雷鸣诚恳地说:“本来想帮家里两三天就来报到了,但是我冒雨下田,被淋雨感冒了,又给耽误了几天,真不好意思”。
谢顶男又继续看报纸,雷鸣赶紧掏出香烟,敬上一支,然后点上。
谢顶男还是继续看报,雷鸣从心里已经问候他家的女性很多遍了。直到抽完一支烟,才说:“把手续交给我吧,你填个表,其他我来帮你办”。
后来雷鸣知道,谢顶男人叫唐九山,是政工股的股长。他并不帮雷鸣办什么手续,而是想要雷鸣马上去下乡,所以才这么说的,后来,雷鸣的户口、粮油、组织关系都是雷鸣自己去办的。
雷鸣很快填好了干部登记表。唐九山看过一眼,就带他去三楼局长办公室。
局长姓苏,近50岁,当过两个乡镇书记,来司法局这个清水衙门,他是不甘心的,所以他尽量接近领导,几天前他得到米副县长的暗示,就想给雷鸣一个下马威,但他熟悉政治工作,不会象唐股长那么露骨。
唐股长介绍完以后,苏局长就说:“首先热烈欢迎你到我们局工作,你可是我们局第一个正牌法律大学生,为我们司法机关充实了力量”。
“其次,我们首先安排你到调解股上班,这是一个很能煅炼人的部门,希望你能发挥专业知识,解决实际困难,有没有困难?”
雷鸣可从来没想过要去调解股上班,他想他们会安排他去律师事务所上班。因为他是新人,单位一般不会安排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去调解股上班的。
雷鸣不知道,调解股正在调解一个很棘手的纠纷案,这几案件已经发生近30年了,比雷鸣还要老,双方多次斗殴,互有死伤,最近又有斗殴的苗头,县里能派出的人都用尽了,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县里成立的工作组,基本上没多少人去调解,大多都请病假了。
他们是想把雷鸣放到火上烤,然后把他凉到一边,然后下放乡镇,由他自生自灭。
雷鸣可没想到那么多,他坚定地说:“我坚决服从领导的安排,努力把工作做好”!
苏局长赞赏地说:“这就好!不愧是在学校就入党的人,组织不会亏待你这样的同志,现在我们局还有两套房子,等一会你去找办公室的同志,让他们带你去选一套房子,房子虽然旧一点,但总比没有好,好不好?
雷鸣当然说好了,苏局长又说:“我再给你提出一个要求,明天你把家安顿好,后天和调解股的林股长下乡,有什么问题?”
雷鸣当然再次表态没问题。
武县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土地相邻,其中有六十多亩土地和一个十多亩水塘的权属有争议,双方为此多次打架斗殴,因为涉及土地和水利纠纷,所以由县委县政府组成工作组进行调解,其实这个件背后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十几年来,双方都因为打架互有死伤,积怨更加深,几乎没有什么调解余地。现在因为经工作双方都申请了调解,所以武县司法局的调解股就成了整个纠纷案处理工作的核心。县司法局领导已经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不调解,县领导不放过,硬调解,双方都不能得罪,否则双方再有打斗,责任要记在司法局头上。苏局长考虑很久,只能要雷鸣项上一段时间,谁叫他是法律专业呢?他要是办砸了,就处理他,正合米县长的意,要是他办好了,功劳也是集体的。
雷鸣没有感觉到有人给他出难题,毕竟工作了,领导怎么安排工作,自然有领导的想法,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兵,领导能对自己有什么看法?
雷鸣选了一套顶楼七楼的两房一厅,办公室提供的两套都是七楼,不过这一套没西晒,要比另外一套好多了。
其实单位还有两套不是一楼和顶楼的房子,但局长已经发话,这两套不能给雷鸣住,所以雷鸣也不知道这一回事。
雷鸣很快把房子打扫干净,买了床铺、桌子等家俱和日用品,住了进去。前后花了三千多元,但他没有得到任何安家费。
雷鸣不知道,地雷阵已经在前面等着他。
第三十八章 踩地雷了
1995年9月15日,星期五,是雷鸣原计划去报到的日子,但今天,雷鸣下乡去了。
早上八点钟差10分钟,雷鸣就去位于四楼的调解股办公室,办公室的门还关着,他只好在门口等候,不一会,晒得比农民还黑的股长黄富星就过来了。
黄富星是高中毕业后通过招干考试进到司法局工作的,已经工作10多年,他手下还有另外一个兵,叫李标,以前是小学教师,前年改行到司法局的。调解股就他们三个人了。黄福星、李标和主管调解的副局长谢基为了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土地鱼塘纠纷问题,已经蹲在那里几个月了,事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县领导已经下令,9月底前务必调解成功,否则要从重处理司法局的相关人员。
按说这类纠纷不应该由司法局来处理,但是当时体制不顺,县国土局也刚刚成立不久,也没有力量去解决这些纠纷。
雷鸣见到黄福星走过来,他还不认识黄福星,但他很礼貌地说:“您好!”
黄福星一直注视着他,说:“你是雷鸣?”
雷鸣微笑着说:“我就是雷鸣,今天来上班了”。
黄福星主动和雷鸣握手,然后自报家门,然后打开办公室,说:“给你办公室钥匙,办公桌还有几个,你随便找一个整理一下,领导交代了,今天你就和我们下乡,我们九点出发,你要带好行李,多带一套衣服,等会我们在院子里集中出发,可以不?”
可怜雷鸣连在办公室都没坐下就被安排下乡了,领导都要下去,他能有什么意见?于是满口答应后,马上回房间准备行李。
九点钟,雷鸣他们坐着北京2020吉普车准时出发,谢基副局长坐在副驾驶位子,雷鸣坐后排中间,黄福星和李标坐后排两边,开车的是司机小卢,很年轻。
上车前,雷鸣已经和大家认识了,谢基副局长是一个老黄牛式的人,一上车就叫黄福星介绍下乡的目的和案件的基本情况。
武县下桥乡新生村八队和十一队分属两个自然村,人口都不多,都不到200人,但八队属于梁姓,梁姓是个大姓,周边有好几万人都是梁姓,十一队属于潘姓,潘姓是也个大姓,周边的潘姓也有好几万人,可以说,这是两个家族的斗争。
争议的六十多亩土地和十多亩水塘,双方都提出在土改时就对这些土地水塘有使用权。并且提出了一些书证,比如“三包四固定”时的文件、土改时的文件。
这块地在土改时的权属是清楚的,但成立生产大队时,各队土地全部合并,后来又分开,争议就来了,相互分不清楚哪块地是哪个队的,认识上相互的交叉,大队也没能分清楚。特别是分田到户后,两队都把两块地分别分给双方队员,往往一方播种后,另一方马上挖掉,双方根本不能正常耕种,所以双方争斗不断,矛盾升级了,1989年、1991年、1994年双方三次大规模斗殴,出动土炮、*、zha药,致双方共五人死亡,法院也将双方共十多人判决死刑、死缓或者无期、有期徒刑,导致双方积怨加深,最近又有打斗的苗头。
县里为此从今年过年前就组成了一个百人工作队,县委主管政法的副书记带队,各相关部门参加,分成了若干个工作组,一直对此紧盯不放,而调解组是各小组中的核心,调解组本来还有政法委一位副书记、县法院和检察院各一位副院长参加,但这几位爷都不干活,带队的县委副书记要求县司法局9月底前一定拿出调解意见书初稿。
雷鸣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是从下乡开始了。
黄福星介绍了基本情况,谢基副局长就说:“雷鸣,你虽然刚刚来,但你是党员,局里经过研究,决定由你来拟写调解书,这个任务很重,这几天时间,你先到现场去熟悉情况,阅读案件材料,9月25日以前拿出初稿,这政治任务,希望你按时按量完成,我们几位同志全力配合”。
雷鸣只好说好。
雷鸣已经知道自己入套了,一个由局领导设的套子。
如此重要的案件,县里舍得调动百人工作队,为什么不能写出一个“调解书”或者“调解意见书”?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定有某些必要的内容无法确定,所以才难产,也可以肯定县领导班子内部有不同意见,无法统一,所以才会这样拖下来,也可以肯定,这份调解文书可有可无,不然领导不会把这个任务放到一个刚刚毕业分配的新人身上。
但雷鸣知道,别的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可能已经明确,已经没有办法推掉,领导要把自己拖入这个泥潭,肯定也不能洗脱他们的责任,领导这样做的目的,是拿自己来开刀。
自己什么地方得罪了领导?雷鸣认为是自己推迟报到引起的,要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肯定会在能报到的那天报到。
雷鸣的肠子都悔青了。
领导确定是给他上眼药,在局务会上,已经明确了拟写调解书的任务是谢副局长负责,审核是由苏局长负责,黄福星对文字工作一窍不通,领导根本对他没啥指望。
但苏局长“多余”地讲了一句:“新来的大学生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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