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完马有利,他们回到农场招待所,于英雄掩饰不住满身的得意,姿势舒服地躺在床上,架在床背儿上的两脚不住地晃着拍子,对五四笑道:“怎么样,不是吹,马有利这号角色,闭着眼也能把他审个底儿掉。我现在算悟出来了,事在人为,案子能不能审得出来一半要着审讯时技巧运滑如行了,这里头,万有背多头儿呢。你看,这可是他自己承认的,赃物窝在葛建元家了。”他暗南地笑起来。
徐五四的反应却是冷冷的,“吹什么呀,你那属于指供引供,公安部发的教材上明文禁止的,你真懂假懂!”
“指供不指供的,反正咱搞出的材料能说明问题就成呗。”于英雄从皮包里取出审讯记录,一边翻一边欣赏地说:“你看,写得很清楚,第一,马有利承认摩托车是赃物;第二,他承认把摩托车窝在葛建元家了,喷!”他满意地咂了一下嘴,“一环扣一环,逻辑倍儿严密,你敢不敢打赌?就这材料,嘿,回头报到市局法制办公室去,踢着门坎进,瞪着平地出。哼,葛建元,小子,等着劳教三年吧!”
“啊?你怎么没把我后来问的话记上?马有利并没有告诉葛建元那车子是偷来的,你怎么没记上?”
于英雄坐起身子,结结巴巴地还想解释,还想说服他,他不听,一端门走出去了,心里实在气坏了,我明明问了,他还不记,什么作风,你算不算个民警了,算不算个侦查员了,干脆不——·
他在招待所附近的河边上一直呆到天快黑,肚子里鼓鼓的闷气才稍稍松懈了一些。他知道自己的毛病,也是难改,一动就发火儿,一火儿就是雷霆之怒,不是个好毛病。可是这件事又实在难以哈哈一笑容忍过去,他最见不得这种油滑透顶的猫儿溺、鬼鬼祟祟的小动作。照这样子搞,不要说当个好警察,连当个撞钟混日子的孬警察都不配。
直到今天早上起来,他的气才算消停下来。公允乎正地想想,道理还是应当两面说,天下之大,人无完人。,要是摊书了,错处就值得这么咬牙切齿、得理不让人,心胸岂不是太狭窄了吗?不行,他得改改自己的暴躁。
小时候他不是这样性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暴躁这两字竟成了他性格中的一种既固定又显眼的成份了,常常要在不知不觉中加以表现和完成,没法控制。就如同于英雄那个和事佬、抹稀泥的性格一样,一朝形成,改也难。昨儿晚上他一回到招待所,于英雄就蔫蔫地又凑过来,讨好地问:
“要不然,呢,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呢?事情既已办成这个样子,显然没法两全其美了。人家农场眼下正是忙季,要是再把马有利拉来重审一遍,不要说管教干部肯定会有意见,就是马有利本人,也保不准会跟他们犯葛窜秧子。一个进入服刑期的已决犯,除了他顶头的管教干部外,谁都不怎么怵了。何况凌队长给他们限定的时间已到,重审是绝不可能了。而审讯记录已经由犯人看过压了指纹,也不能再行涂改,这是规矩。万般无奈,徐五四只好哼一声,说:
“反正我得跟凌队长说明情况。”
这对于英雄来说,的确有点成泥了,他堆起一脸肉纹,似哭似笑,十分难堪,“你看,这么一闹,这么一闹,凌队长对咱们该是什么印象啊,咱们也算老民警了,连这么个简单的差事都办成这模样儿,以后哪个领导还敢信任咱们呀。”
“别老咱们咱们的行不行,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关我什么事。”
“这唉……”
徐五四到底是吃软不吃硬的主儿,看着于英雄的哭丧相,心就软下来,“这样吧,回头到了凌队长那儿,就说全是我问的,你光管记录来着,是我东一句西一句问得太乱,搞得你没记全,责任在我,不就完了吗。反正葛建元不够处理条件,这份材料也没用了。”然放心不下的表情,徐五四也只能退到这一步,不能再有迁就了,这就已经够仗义的了。他不再和于英雄罗喀,扭身往车厢头上的洗脸地走去。
“各位旅客,列车的前方到站,是北京车站,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是各族人民……”
啊,到北京了,用不了一个小时,他们就要站在凌队长面前交差了,这差怎么交?说心里话,他实在也有点怕见凌队长那张三合板一样严肃的脸。特别是现在,他在郑媛案件的现场上冲媛媛父母发脾气的事,队里还没做出处理,他当然不愿意再和凌队长冲突起来。就因为那件事,他至今不被允许参加郑媛案的侦破工作,而凌队长这次让他到清河农场来取葛建元窝赃案的旁证,说不定还有点促他戴罪立功的意思呢。要是他再一昧唱反调对着干,凌队长该怎么看他?轻的,说你不会审案子,重的,说不定会觉得你这人太狂,不听招呼,自以为是,等等,反正没好处。可是,要象于英雄那样昧着良心,哄着领导;那样识眼色,会来事儿,他也实在做不出,真的做不出!他这辈子并不指望能有什么大队急,就是在最最狂妄的少年时代。也从来没有过上天入地的幻想,可他忘不了自己从进公安学校大门那天起就抱定的宗旨:要省个长警察..要当个向国家向社会何人民负责任的好警察。哪怕凌队长由此腻味了他,哪怕再把他发回派出所当片儿警去,他反正要当一个好警察。洗脸地边的地面湿流流的,迎面的镜子上溅着不少牙膏的沫点子,有半块肮脏的肥皂片儿不知被谁有意无意地落在池台上了,到处都留着粗鲁与匆忙的痕迹。下车厢微微摇晃着,节奏似乎有点乱,车轮的声音也变得丰畜了一些。从窗户上可以看见车外一道道凌乱的铁轨,流线似的向后飞奔,车轮在一个接一个的道岔上摇来摇去,哦,这是到二七机车车辆厂了。徐五四抬起胳膊看了看表,那金黄、纤小的菱形坤表很不协调地系在他筋骨结实的手腕上,——十一点三十分,离进站还有五分钟呢。他不急不忙地打湿手巾,慢条斯理地擦脸,然后又凑近那块不怎么干净的镜子,自我端详起来。男子汉本来不应当过分关心自己的脸蛋,可最近这几年,他却总是随身揣着面小镜子,不时照照,成了习惯。要是在什么地方碰上了大镜子,也无一例外地不肯放过。瞧,才三天,胡子就黑茬茬的了。其实他的这张股,胡子刮干净的时候要比现在年轻十岁呢!年轻十岁,那该是二十岁,正是他第一次穿上蓝色的民警制现背起一个一七百多广大口的大“片儿”的年均20的居委会主任是个老资格的“街道工作者”,无论徐五四怎样郑重其事地说话,老气横秋地走路,也没法儿改变她那从老花镜后面露出来的不放心的眼光。那时候,他是多么认真地盼着自己的眼角能快快地撤出一片鱼尾纹来,多么急躁地用刀片一遍又一遍地想把嘴巴上的茸毛刮硬。可如今,却又要为自己的老相而烦恼了。
徐五四是在1954年的五四青年节那天出娘胎的。在他们全分局,满三十岁还是孤家寡人单挑着的,恐怕只剩下他独一份了。他丑吗?不不,一点也不,有公论,他的正面、侧面、斜侧面,甚至连他的后脑勺,都是端正顺眼的;身材也不错,虽不是人高马大,却也结实匀称。有人说他的五官象阿兰·德龙,还有人说他的脸形象姿三四郎,他当然不敢就那么自居了,可背着人拿镜子照照,倒也能附会出一点类似的味道来。那么,是他的眼光太高吗?也不,冲他家那个“五行缺金”的宅门,即便真的招进个花瓶一样的大家闺秀来,也准保养不起,这点自知之明,,化还是有的。他的要求其实很现实,只要能找个对他妈好一点的,本本分分过日子的姑娘,他就打算念佛了。当然,最好也别丑得过分……。可就是这种简单得几乎算不上什么标准的标准,也没能给他对付出一个内当家来。从二十二岁那年谈的头一个对象算起,打了八年持久战,六易对手,竟没有一个能够“终成眷属”的。就为一个穷字,能使比他精神十倍的小伙子照样黯然失色。徐五四自己偏偏又是个死要面子的,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十分;你看不上我,我也绝不上赶着巴结,姜太公钓鱼,“宁在直中取,不立业户求。说句实在话吧,他又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让姑娘们看得起呢?是他家的破桌子烂板凳,还是当了一辈子家庭妇女的老太太?
于是妈老骂他:“你就去巴结巴结姑娘家,能掉你一块肉吗?”“我凭什么巴结人家,凭什么巴结人家?我缺胳膊少腿了怎么着!”他嘴上这么固执,可随着年龄的渐长,骨子里也不得不慢慢服软儿,到了去年冬天和那个在花店工作的姑娘交上朋友以后,他终于自动放弃了他的“姜太公方针”。
没法子,人到而立之年还不能成家立业的,不要说自己抓耳挠腮的耐不住,就是那些个蜂拥而来的闲话,也要搅得你不得安宁。在这次去清河农场提审马有利的前几天,他竟听到秘书科的那几位“老弱病残”居然在背地里疑心他生理上有缺陷,差点没把他气晕过去。这些人,你能受得了吗?
“各位旅客,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交通运输的总枢纽,北京……”
播音员的声音娓娓传来,把他心头倏然浓缩起来的愤怒冲淡了片刻。那声音已经不十分水灵了,播音员的年龄儿成已经不轻,准是结过婚的了……,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终是人之常情啊!
其实,对他的婚事最着急最上心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妈。
他三岁那年,爸爸就一病不治,把孤儿寡妇撒手一扔不管了。那阵子胡同里还当真有几个迷信老太太,暗地里说是浪儿两个八字太硬,把个短命冤家的男人给克死了,将来的受罪日子不说,保不定还得相生相克,非再死一口子不结。可是快三十年了,他和妈谁也没克死谁,相依为命地过来了。罪呢,倒多少受了一些,他们在北京没什么亲支近脉可以帮衬,开始每月全靠国家给的二十几块基本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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