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儿子抱着我的腿的情景一样，我也一直记着那黄色的火、乌黑的灰，还有那窜了一下就完全消失了的青烟……是不是，我也到该撒手而去的时候了？何苦留着一个躯壳无味地耗蚀？
我本来也应该有一个完满的家，三世同堂，一团和气，妻儿老小，厮守终生，可我没有。半生流离在外，朝朝暮暮，岁岁年年，嚼着生活的苦味，难道真的就这样老死他乡了吗？或者早就应该想开，有如缕蚁的苦苦众生啊，你可以痛痛快快地死，也可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但你不能死抱着自己的愿望不放，因为世界是大家的世界，包括你，也包括别人，也包括那些官僚、政客。老板和混帐警察们，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拳头比你大，你就只能忍着，你是渺小的，你没有想怎样就怎样的能耐！我活着，和樱楼一样半死不活地维持着。老军人们照旧到那儿聚饮，酒后的话题照旧是大陆。说到当年乡里事，或眉飞色舞，或热泪横流，我过去和他们一样，“越是天涯无家客，越是逢人说故乡”，说到全聚德的烤鸭、六必居的酱菜，还有东来顺的涮锅子……那膘白肉嫩，见热即熟的西口大羊啊，我能说得叫人垂下涎水来。可是现在，我不想再说，也不想再听别人说。我重开酒戒，天天花钱买醉，以酒浇愁，其实也无所谓浇愁，不过图一时昏噩而已，盼在醉乡之中，把人生烦闷种种，一刀割于肛肠之外罢了。我盘算着卖掉樱楼，然后找个地方，无求无欲地躲着去，老死了算！钱师长好久没来光顾了，他病倒在三军总医院里，我去看他时，已经整天离不开输液瓶了，连医生说起来，也全是一副聊尽人事的口气。他身上盖着被子，瘦得几乎使人感觉不出人形来，声音已完全哑了，却出奇的清楚。“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去年秋天，十一月。”
“你的儿子，还来信吗？”
我摇摇头，不想和他扯这个，他也不再问，脸上没有一点表情，似乎又恢复了那早已被人忘却的军人的严峻，又似乎在想着什么很遥远的往事，眼球凝止不动，一动不动，而我，我什么也不想，不想！“你说，你怎么……不回去？”
我没想到他会突然这样问我。
“回哪儿？”
“找你的儿子。”
我没有回答，这个令我半生魂牵梦系，然而此刻又是这样辞不及防的问题。我没法回答。钱师长的声音柔和起来，连那被苍老和疾病拖得形销骨立的脸也柔和起来，“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我全身轰地一下，就像个在～道难题面前已经绝望的人，突然被人简单地提醒了那样，目瞪口呆！对了，我为什么不回去？趁现在还没有病老到他这种地步，为什么不走？“你应当回去，你不同我。”
钱师长欠了共产党的血债，现在又只苟延一口剩气暖着胸口，欲归无计，死了心。可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错，我同他不一样，我没有杀过共产党，怕得什么？儿子就在对面，隔着一湾海水，从日本绕过去，不过两站路程。想到这儿，我的胸膛紧张得怦怦直跳，凭这样有劲儿的心跳，我也有资格去争取事几年天伦之乐，了却望子思乡的一段心肠，也省得再受那些警察的勒逼纠缠了。为什么不走？走！我是急性子，决心一下，兴奋得几夜没合眼，恨不能一步跨回去，可是不，这是决定我余生的大事，欲速则不达，得一步一步走。头一步是给残沼先生写信，请他帮我办好去日本访友的入境手续。然后，得把樱楼卖掉，换成现金。台湾为了防止外币流出，规定临时出境人员只能兑换一千美元外币，我就靠一个常在黑市走动的熟人帮忙．好歹把钱全都换成了美元，兑价虽苛刻，总算没让黑帮敲了竹杠。几个月的牢狱之灾使我变得谨慎起来，事情完全瞒着左右耳目，遮着声色形迹，悄悄进行，只有几个顶靠近的朋友知情。他们当然也劝过我，“一动不如一静吧，跑不出去就是通共的罪名，再复系狱，何苦来哉？”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既动了这个念头，不去碰一碰运气，我不死心。”侧1说：“老大年纪了，‘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大陆生活，清汤寡水，不是个享晚福的地方。”我说：“等你们进塔材的时候，眼巴巴望着父母之乡的黄土，不羡慕我’阶”同层天涯沦落人，一语触动，无以为答。是的，我们和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不同，尽管那些本地人在每年的冬至，也喜欢用糯米做些“冬节丸”贴在门窗上，但那不过是一种例行的贡奉，或者说是～种传统的习惯，表示不忘在大陆的祖宗和先人罢了，并非真的记挂他们的温饱。这些人更重视和依赖的，是眼前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不象我们这些生长在大陆的人，与从小长大的故乡，与连筋带血的骨肉，有着千丝万缕的眷恋，我知道，大家帮我，也是想看看，我能不能走，走以后又怎么样，好，我就走个样儿给你们看看！出境手续办得很顺利。虽然这几年去日本旅游和探亲访友已影国平常的事，几十年的坎坷使我对过分轻易的事情总是戒心无穷……我提心吊胆等着出境的那一天。从提出申请到获准出境其实不足一个月，在我却仿佛熬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四月二十一日，这一天来了。
临去机场的最后一件事，是和我的鸽子告别，我嘱咐它往北，往北一直飞，别管浩浩重洋，别管高山大川……我喃喃对它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相约在北京会合，心里也知道那是没影儿的事。我终于松开手．朝天用力一帆鸽兰飞起来，转了一圈又＿直通通地飞回到我的手上，我再抛起来，它在上面转着，疑惑地望着我，我挥手示意它往北飞，它犹犹豫豫地盘旋了一会儿，终于振翅飞去了。啊，它真的是往北飞去的！我心里一酸，同时又差点欢呼了起来！机场的海关和边防那天检查得格外严，警察似乎也比往日多。房子卖了，鸽子走了，至少在我的感觉上，身后已无一步可退了。我横着心一道道关口往外闯，活象个惊弓之鸟的偷渡客，又家个胆大包天的后险家。终于，我坐在机舱系上安全带，但仍不敢放心喘气。我身边坐着个戴墨镜的年轻人，这家伙从过安全门就一直跟着我，我暗暗发慌，是便衣警察？难说。飞机起飞的时候，台北机场斜风微雨，雨落在椭圆形的机窗上，立即被甩成一条条细细的线，不，一根根迅猛的箭，我想起“归心似箭”这句古话来了。路上没有发生任何事。到了东京羽田机场，我提着行李走出候机大楼，回头看看，没再发现那年轻人跟在后面，是我多心了？别，小心没大错。叫了辆“的土”，我先让司机随便转了两条街，回头看看，依然无事，我这才觉出背上已经冷汗淋漓，浑身象乏透了似的酸疼。本想先到浅沼先生家去，拿出纸片想给司机写地址，可笔一沾纸，不知怎么突然就改工艺氛．写下了这么二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一个年轻而又文质彬彬的外交官接待了我。一听他那地道的北京口音，我就忍不住激动起来，可年轻人提的问题却马上打断了我的情绪。“您因为什么想回国呢？”
我征了半天，没答出话来。我不知这是因为他的年龄尚难以去体会别人，还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平地里冒出个台湾来客，他当然要查明“动机”。于是我答非所问：“您家在北京？”他打了一个愣，说：“在。”‘用陶创门是同乡啦。”他对我这种乡土感情似乎并不怎么响应，只是礼貌地点了一下头，说：“很荣幸。”我又问：“您想家吗？”他说：“有点想吧，我都出来四个月了。”我说：“那么我已经出来四十年了！”他眨眨眼睛，然后会意地笑了，并且马上伸出一只手，说：“欢迎您回来，我代表北京人欢迎您回来！”敏芳，你知道我听了这话激动得心都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我真想张开双臂拥抱那位青年．．我的乡亲啊！大使馆里的同志都很热情，他们很耐心很带感情地听我叙述了我这一生的经历，很快帮我往北京发了电报，替我买好了回国的飞机票，还专门派人陪我上市场买东西。小成在信里提过他儿子——我的孙子——要考大学，很需要一台录音机学外语，对，得买个小录音机做为给孙子的见面礼。还买什么？该给儿子买块好表，可大使馆的同志说，带手表回去要上税，很不合算，不如买一支带电子表的原子笔，上面有表，可是算笔。好，就买它。可惜不知道儿子太太的身量，不然应该买几件好看的衣服送她，也罢，索性买料子吧。大使馆的同志说，这些东西咱们国家都有，买多了带着也不方便。行，这已经够我拿的了。四月二十四日，我离开东京回国。不管进天堂还是入地狱，我都记着这个日子。我坐的是咱们中国的飞机，咱们中国的航空小姐个个都漂亮、和气、象可爱的天使，把我这个只身异地四十载的老人接回北京来。北京，我朝思暮想的故乡。飞机降落的时候，北京的天已经黑了，机场大厅里灯火通明。大厅看上去还挺新的，但比起羽田机场毕竟简陋得多了。我独自叫了辆“的土”往城里去。在通往城区的道路两旁，挤簇麦浓浓的灌木丛和高高的槐树，那是咱们北京最常见的树。在黑黝黝的树荫掩映下，金黄色的路灯明灭不定，把路边的行人和远处的楼房映出一个膜俄的轮廓，我心里喊了一声：“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带着不可抑制的狂喜，也带着那么一点伤感回到北京来了。这就是常常梦见的长安街吗？它原来不过是天安门的两臂，从东单到西单统共只有八里地，现在仿佛是一夜间长大了似的，不知开阔、崭新了多少倍。汽车走了很久，可一问司机，说是才刚刚进了图到，金色的路灯仍然像两条灿烂消流星；直通到望不到边的前方，那份气派，那种辉煌，使我兴奋得眼泪直往下吞，我说：“司机先生，请你停一停，我要下车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