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哭声小了许多
（ 二 ）
最开始学音乐的不是我， 而是肖南。
他的手，天生是用来弹钢琴的，大而修长。 爸爸给他请了一个教音乐的先生。 那先生长了长长一张青白的脸，原是个破落后，
把家产败光以后，只剩下一手的好琴能用来糊口了。 他大概觉得靠手艺吃饭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所以闷闷不乐， 很少说话。
即便我每每都赖在他们上课的琴房里，他也不管。
只有肖南会偶然回过头来，骂我：“阿同， 滚一边去。”
我不一定比肖南更有音乐天分，但我肯定比他更有兴趣。
没有几天我就看明白了那些个弯弯曲曲地谱子，并且能准确的找出我想弹的音符。于是爸爸就让先生再多教半个课时，加了我这个学生。我十岁的时候，最爱干的事就是和肖南四手联弹那首
《啤酒桶波尔卡》。 四合院里，在北平秋天明朗的午后，阳光透过格子窗照在琴房里。我们并肩坐着，肖南轻快地敲着琴键，
我负责在适当的时候弹出滑稽的打击拟音。“嘣嘣，噔磴，卟——”。 这个时候，肖南总是一边弹一边看着我“嗬嗬”地笑个不停。
后来，我有时侯想，如果不是肖南迷上了其他东西的话，或许他会成为一个不错的钢琴师， 和我在北平的旧宅里，平安地渡过一生。
改变了肖南的东西，是文学。那时候， 他大约十五六岁。
最开始，他往家里带一些小本子，有旧的《新青年》，也有小说，象什么《为了奴隶的母亲》；《小说新编》。到后来， 印刷的书变成了油印的小册子，
还有英语的东西（我们上的教会中学用英语讲授《圣经》，所以肖南已经可以不费力气地看原文了）。有时侯，
他也自己写文章，翻译东西。他小心地把书和稿件藏在席子下面，不让家里人知道。但他从不避讳我，为了他的信任，我沾沾自喜。
他经常和刘义勉等几个同学在一起扎堆，讨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德先生，赛先生，阶级，还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叫卡尔 马克思。
他们做出一副很神秘的样子，我也就跟着莫名其妙的激动。因为刘以勉的父母比较开明，他们家的那个小洋楼就成了哥哥们聚会的最佳场所。
绮真比我大两岁，已经十五了，每日里打扮得花枝招展，常常端了水果盘子，到刘义勉房里给我们打招呼。
我知道肖南长得高大英俊， 在学校里就常常有女生愣头愣脑地看他。 不过，刘绮真让我格外不爽。 因为肖南跟她说话的时候，总是笑。
有一天，我和哥哥去刘义勉家，快到巷尾的时候，我停住了脚。
“哥；” 我闷闷地说：“我不喜欢去刘义勉家，你们以后不能换个地方么？”
“为什么？刘义勉怎么得罪你了？”
“是绮真，…她看你的时候老是色色的。”我知道我又开始嘟嘴巴。
肖南呵呵笑起来，“小毛头，你懂什么叫色色的？”
他伸手去按门铃。
我往后退了两步，拍手叫道：
“洋妞，洋妞。打阳伞，戴洋帽。脖子扭三扭，蛤蟆也卖俏。”
肖南立刻追来打我。
门“吱呀”开了，刘绮真果然俏生生的站在那儿。才三月天，她就穿了洋红夹纱的旗袍，头发帘儿用火钩子烫弯了，蓬松松罩着一张小圆脸儿。“切” 我呲鼻。
“南哥哥，你又带你的小尾巴来了？”绮真的声音娇娇地刺耳。
“讨厌！ 你再说，我就不让我哥来你们家了，稀罕？”我推着哥哥就上楼，不让他有搭讪的机会。
那天，我第一次听到了“张文华”这个名字。
我知道，在刘义勉家聚会的人里面，有一两个年龄大的是北大的学生。他们常常带来一些油印的小册子，那是个地下月刊——《赤月》。
我和哥哥一上楼，就看见那个矮胖的北大学生张伟正布置什么。刘义勉探身给我们打招呼，张伟也露出特高兴的样子。
“肖南，怎么才来，正等你呢。”
“我爸今天出门特晚，好容易才溜出来。“
“从下一期开始，你就要变成我们《赤月》的重要写手了。” 张伟说。
哥哥立刻兴奋地坐过去。我从书架上拿了一本刚刚开始流行的小说《游侠记》，翻看起来。
“你年龄虽然小， 但文笔犀利，思路清晰。是个好辩手。而且对当局的恶劣行径写得很有说服力。”
“嗬”刘义勉嬉笑出来，“你也不看看他爸是干什么的。”
张伟很有气势地一摆手，刘义勉伸伸舌头闭了嘴。
“所以，我们决定，吸收你为我们杂志的正式编辑。”
“真的？”
我从侧面看着肖南。他的眼睛亮亮的，秀挺的眉毛微微挑起来，神采飞扬。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就要和《赤月》直接接触了，要格外小心。 上个月， 我们的印刷室就被搜——”
张伟突然顿住了，抬头看着坐在门口的我。“即便是李同，你也不能带他来编辑部。他年龄小，小心他会被你爸套出话来。”
我顿时紧张起来，瞪大眼睛看着肖南。
“没关系，他是我从小培养的死党。” 肖南斜眼看我。
“而且还能当个掩护” 刘义勉也帮我说话。
我一愣。隐隐约约的，一丝酸涩冒了出来。
我知道这是真的。 每逢爸爸问起我们去哪儿了，哥哥就会胡乱编个理由。 “我和阿同去打球了，”或者“阿同让我带他去天桥。”
那种时候，我就在旁边猛点头，看也不敢看肖南。
我讨厌撒谎，因为我总是觉得，没有什么事值得让自己心神不安。可是， 我知道， 肖南的事不一样。
张伟勉强点点头，继续派任务。
“以后， 你要和我们主编张文华直接联系了，他也是我们北大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你去找他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他那儿是我们几乎仅存的联络点了。你要尽量少去，因为如果有太多进步青年去找他的话，他那里也会受到怀疑的。”
“…”肖南皱着眉头，苦苦思量。
“让李同去帮你送稿子！” 刘义勉突然说。
“不行！”肖南生气。
“太危险了。” 不记得是谁说了这句话。
“他年龄小，又象个人畜无害的小少爷。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刘义勉不放弃。
肖南扭头看着我。
我知道刘义勉说的有道理。我虽然十三岁了，可是个子小小的，白白净净，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再穿个格子呢的小西装，打死都不象个危及政府的家伙。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第二次，我心里难过起来。
我等着肖南回答。
“——”肖南盯着我，不说话。
肖南为什么不说话？
他不是从不让我一个人去危险的地方吗？
实施上，不管他回答什么，我都会去帮他做这件事。可是， 我心里却执拗地想听他说：“不行。”
“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为大局着想，肖南。“张伟也同意了。
“——”
我心里的那点酸痛悄悄地蔓延开来。
“只要能帮肖南，我愿意。”
父亲的官越做越大了。可是我却感到，他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了。 在家里的时候，他常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沉思默想。不再亲切地抚着我的脑袋问我一天的行程，
也很少过问肖南地成绩了。 这样的父亲让我感到陌生和害怕。
我不知道如果他晓得了我和肖南的秘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不知道我们做的事到底有多危险，一旦被发现，会有什么后果。
大部分时候，和肖南在一起的快乐让我忘记了这些疑虑。我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哥哥们所谓的“事业”。
是的，那半年里，我和哥哥都醉心于革命。 革命，对于十六岁的肖南来说，是一个崇高的游戏，可以让他放弃一切；对于我来说，则是用来黏住哥哥的工具。
北大在很远的西郊，每个周末，我都会坐着黄包车，经过一大片荒地，到燕南园的那个小楼去。燕南园里古木参天，稀疏地盖着十几幢西式房子。
有一个同情革命的方教授租了一个单间给张文华，那儿，就是《赤月》的编辑部。
张文华是个面色青黄的青年，目光炯炯，常常在黑黄的牙齿间咬半截熄灭了的纸烟。我说不上喜欢他。同为革命同志，他看起来远没有肖南明朗。我在他那里呆半个小时左右，他就会把一沓稿纸放在我的书包里，有时是修改后的稿件，有时是新一期《赤月》的小样。
每当我从北大回来，肖南都激动不已。他常常兴奋地挠乱我的头发，揪我的耳朵。然后就跑进自己的房间，坐在灯光下，凝神改稿。桔红色的灯光调和了他麦色的皮肤，在容长的脸上打下柔韧的光影。我则在肖南身后吹爸爸新买给我的萨克斯管，反正他从小就习惯了我制造的噪音。
对于他做的事，我没有兴趣，我关心的只是肖南。
还有就是，我对意外没有准备。
（ 三 ）
事发时， 已经到了初夏。
那天早上， 我起了床就有些头昏脑胀。 不过因为平日里我就比不得肖南粗枝大叶，头疼脑热时有发生，
加上又怕妈和肖南逼我吃药，我就打定主意不告诉任何人，自行解决。早饭的时候，我说要到自己房里吃，偷偷跑出去，把油条倒进垃圾桶。吃完饭，肖南说要出去，
也被我推托掉了，我说我已经好几天没练琴了，要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