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良开口说话:“我想我妈、我想我姐,我连这点权利也没有了吗。”
父亲说:“这不是权利不权利的问题,我也想你妈,可你妈已经不在了,想也想不回来。杨阿姨现在天天给咱们做饭收拾屋子,爸爸有个头疼脑热她那么尽心尽力地照顾爸爸,可咱们这边老是把你妈的照片摆在家里,那这个家杨阿姨还怎么呆呀。人家给我带来幸福,我也得让人家幸福,我不能让杨阿姨和嘟嘟在我这里受委屈。你要是能理解爸爸,愿意配合爸爸,你就把你妈你姐的照片收起来,你要是不理解……那你就看着办吧。”
如果父亲是强迫命令的口气,保良可能会硬抗到底,可父亲最后这句话,说得老气横秋,有气无力。保良看着父亲起身离去的背影,他梗梗的脖子,那一刻也突然变得有气无力。
那天晚上保良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他把她们的照片从床头柜上拿下,从镜框里取出,压在了自己的床褥下面。
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保良更觉得这栋宽敞明亮的房子,不是自己的家,今后也不会属于自己。他那时也真心实意地盼着能尽快考上公安学院,然后好住到学生宿舍去,一个星期顶多回家一次,和杨阿姨和嘟嘟她们,什么习惯合不合的,眼不见为净得了。
那时候最理解他的只有李臣和刘存亮,还有刘存亮的女朋友陶菲菲。
但李臣每天在夜总会上夜班,白天要睡一整天觉。刘存亮忙着找工作,也没时间与保良共鸣。他这个学旅游服务专业的,在这类需要服务技能的行业中,却反而不如学汽车维修的李臣,能很快找到一份施展拳脚的职位。
唯一愿意,也肯花时间呆在保良身边,担任倾听者角色的,只能是那位刚刚相识不久的女孩菲菲。保良那时放学后总是不愿早早回家,总要在街上或者河边闲逛到天黑,菲菲便成了他的一个聊伴儿。保良几乎把自己的一切苦闷和思念,全都倾诉给了菲菲,直到听完菲菲充满同情的感慨与声援,心境才稍稍得以安定。菲菲还带他去了一家美容院,找那里的熟人在保良的左耳垂上打了一个耳洞,让保良把母亲留给他的白金耳环戴上。菲菲和美容院的师傅都说,现在男孩戴耳环可流行呢,更何况你戴这个不光图个时尚,也是对亲人的一份怀念之心。
保良戴着耳环回家这天父亲很不习惯地看他半天,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也许因为保良自觉地收起了母亲和姐姐的照片,现在戴上母亲留下的这只耳环,似乎不便再加干预。但晚饭后保良听见杨阿姨在客厅里小声跟父亲搬嘴弄舌,说现在正经人家的男孩哪有戴耳环的,保良又不是搞艺术的,突然戴这个左邻右舍准会背后议论。半小时后父亲果然敲了保良的房门,进来坐在保良的床上,半天才说:保良,你一个男孩子,马上就要考警院了,耳环这个东西都是女人戴的,你这样怪里怪气,人家警院还怎么收你。保良不看父亲,说:我上学校就摘了。父亲又闷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再说,起身走了出去。
第二天,早上吃早饭,保良仍然戴着那只耳环。嘟嘟突然对她妈说:妈,我也要戴耳环。杨阿姨说:学生哪有戴耳环的。嘟嘟说:保良就戴了。父亲马上替保良解释;啊,保良一到学校就摘了。嘟嘟立即说:那我上学校也摘了。杨阿姨看一眼保良,说嘟嘟:先吃饭,回头再说。
保良匆匆吃完早饭,匆匆出门,他不愿和嘟嘟同路上学。他出门时听见杨阿姨在嘟嘟屋里训斥嘟嘟:人家有什么你非要什么,你妈没本事,买不起那玩意,你学点好行不行啊……保良听到父亲在劝,听到嘟嘟在哭。
那天傍晚,保良和刘存亮和菲菲一起,在东富码头附近的岸边闲坐。刘存亮还在为工作的事顾自发愁,而菲菲的关注点则依然在保良身上。她说保良你戴耳环帅死了,你们家嘟嘟小姐真是有福不享,要换上我,跟你好还来不及呢,哪还能跟你呕气呀,刘存亮说:那女孩才十五岁,生理上还没开窍呢,哪象你,十四岁就交男朋友了。十八岁都快二婚了。菲菲推搡刘存亮:我跟谁是一婚呀?刘存亮笑道:跟我呀!菲菲说:呸!那我跟谁二婚呀?刘存亮又笑:跟保良呀!菲菲的脸竟然红了,口中却立即接应:好,这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就行。刘存亮这才哄劝菲菲:你瞧你,开句玩笑嘛,保良没急你倒急了。菲菲转眼去看保良,保良说:我现在啥也不想,只想好好考上公安学院,然后再把我姐找着。
菲菲说:“保良,考公安学院我帮不了你,找你姐我可以帮你一起去找,你找到哪里我陪到哪里,你打算到哪去找?”
保良望着眼前无波无澜的河水,河面上反射的夕阳却随风飘移,象他心里的思绪一样,一直流淌,却没有方向。他说:“我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她跟着她的丈夫也许已经去了外省,也许再也不会回我们老家去了,更不会来这个地方。”
菲菲说:“也说不定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哪天你在街上正走路呢,突然碰上一个也戴这样耳环的女人,上来就和你抱头痛哭,就象韩国一个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这只是菲菲的猜想,只是李臣刘存亮这些朋友的愿望,或者,只是他们的调侃。但无论是什么,毕竟说出了保良的梦境。人心都是善良的,都期待过程无论多么艰辛,结局都该团圆美满,如果把它设计成一部电视剧的话,那应该连保良的母亲都复活回来,一家人相聚甚欢,重返鉴宁那座美丽的小城,就在那座古堡似的砖窑旁边,面对昼行夜伏的鉴河流水,建起他们新的家园……
省城的鉴河与鉴宁的鉴河完全不同,两岸的风光景物很难比拟,但同样均速而下的河水却不断撩拨着保良的想象,让他不止今日地无数次想起家乡河畔的风吹云动……
岸边的路灯亮起来了,鉴河的水面沉入夜幕之中,到了不能不回家的时候保良怏怏走回家去。他没有吃饭,但一点不饿。
保良回到家时知道父亲病了,不是急病,而是血压又上去了。杨阿姨在厨房里给父亲熬着什么,嘟嘟一个人在餐桌上吃饭。保良走进父亲的房间问安。父亲心情显然不好,用不满的眼神盯着保良左耳的耳环,说了句:男不男女不女的,你能不能摘了!保良就摘了。父亲病着,他不想惹他心烦。父亲叹了口气,又说:你干什么去了,怎么总这么晚回来?保良说:我在学校补课。父亲的脸色这才慢慢平缓,不那么紫了,声音也心平气和了一些:保良,你能不能帮爸爸办个事去?保良说:什么事?父亲说:嘟嘟想吃汉堡包了,现在太晚了女孩子上街不安全,你能不能帮她买一个回来?
保良怔了片刻,点头说:行。
不止一次了,嘟嘟要吃什么,父亲都是再晚也出去给她买回来,酸梅汤冰淇淋什么的,还有让她越来越胖的巧克力奶昔之类。嘟嘟总是这么嘴馋,买回来也只是一句“谢谢爸爸。”一脸受之无愧,理所当然样子。也许父亲觉得杨阿姨也是这样照顾他的,也许因为嘟嘟很早就叫他爸爸了,所以父亲为嘟嘟干这干那,从没怨言。
父亲倒是从来不让保良去买,一是怕耽误保良做功课,二是不想加深他和嘟嘟的矛盾。只有碰到生病或者刮风下雨的时候,才会例外劳驾保良一回。
不过保良有时也能公允地自我平衡,杨阿姨来了以后,确实减轻了父亲的家务负担,买菜做饭之类平时大多由父亲来做的家务,现在都由杨阿姨为主承担。父亲在家里的笑脸也的确多了,身体状况也好于从前。甚至性格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至少对保良的性子比过去好了不少,过去保良要是敢戴耳环父亲肯定强迫他摘了,而现在,只要保良能跟杨阿姨和嘟嘟和平相处,父亲顶多唠叨几句,然后睁眼闭眼。
所以,保良也知道要尽量和她们搞好关系,有看不惯的地方就躲进自己房间。他在这个家里的地盘,一步步退缩在自己卧室的十几米见方之内,声音也必须限制在卧室的门里。过去他在家听音乐总喜欢把声音放大,有些曲子声音不大就听不出音箱该有的震憾感来,可现在他一把音响开大父亲就会敲门进来限制:嘟嘟看电视呢,你小声点不行!在父亲安排的不成文的家庭秩序中,嘟嘟成了家里的头号人物——因为嘟嘟是女孩,因为嘟嘟还小,也因为嘟嘟——至少相对保良来说——还有点客人的意味。
保良挺恨的,他在这个家里已被挤在边角,越来越不能象过去那样随心所欲,自由呼吸,大声喧哗。
保良第一次和嘟嘟吵架也是因为一只汉堡,那是一个周末假日,保良没睡成懒觉就让父亲叫起来去商场拉鱼缸去了。在那个周末之前,公安厅的领导找父亲谈了退休的问题。父亲的年龄已过五十八岁,身体又有残疾,再提拔肯定不现实了,按有关政策的规定,可以拿全薪光荣“内退”。父亲也就此和厅领导谈了“条件”:同意“内退”,但再次要求公安学院方面确认,只要保良的成绩达到了大学录取的分数,学院保证招收录取。厅领导也再次做了保证:陆为国同志是全省闻名的公安英模,他的后代子承父业理所当然,就是考不上大学,可以第二年再考,省公安学院的大门对陆为国的儿子将永远敞开!
父亲从此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开始了退休的生活准备。买了鱼杆,学了麻将,又在客厅里选择了一个合适的角落,量好尺寸,去商场订了一只大号的鱼缸。保良和父亲租了辆小货车,把鱼缸拉回来安装在客厅里,灌好水,调好氧气泵,放进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观赏鱼之后,杨阿姨也把烧好的一条大鲤鱼摆上了餐桌。
保良和父亲洗了手,保良在餐桌前坐下,杨阿姨摆好碗筷绕过餐桌去客厅看那一缸彩色 的鱼。父亲喊卧室里的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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