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如血- 第9部分

　　　　在繁华的省城，在这座有名的都市，保良拥有了这样一个舒适而又方便的家。保良很兴奋，很想立即让李臣和刘存亮都来做客，但他从母亲的脸上，没有看出一丝笑容。他也知道，这样的家是靠父亲的功勋得来的，而父亲的功勋，是以姐姐的毁灭和亲人的离散为代价的。

　　　　同样因为父亲的功勋，保良的转学也受到有关方面的格外照顾，安排他进了省城的重点中学插班入学。保良很快就象一个真正的都市孩子一样，习惯了省城的一切。虽然没有了“鉴宁三雄”，每天放学后难免有些寂寞孤单，但新生活中可以享受的东西很多很多，保良那时除了常常想念姐姐之外，生活几乎没有太多的不满和缺憾。

　　　　姐姐一直没有音讯，一直没有回家。

　　　　二伯的案子，确实非常有名，保良搬到省城之后，还在电视上看过两次关于这个案子的跟踪报道。当荧屏上出现二伯的画面时，父亲起身走回了自己的卧房，他也许不想看到二伯一夜之间，就变得如此鬓发斑白。二伯站在一大排人犯当中，立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在身后两名高大法警的挟持之下，显得神形委琐瘦小。他五官呆滞地听着检察官宣读罪状，那一大排身穿黄色马甲的囚犯无论面孔熟或不熟，都让保良第一次体会到世事的沧桑……

　　　　从报纸电视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二伯和他的团伙被揭发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少政府官员也牵涉其中，相继落马。这个案子成了当时省内反黑反腐的头号大案，成了百姓们街谈巷议的一个焦点内容。

　　　　保良的姐姐和姐夫权虎其实早在保良随父母搬家之前，就被公安机关放掉了。在他们被解除监控之前，父亲让于叔叔陪着，还去姐姐监视居住的地方看过一次姐姐，劝她离婚，劝她回家。孩子你带过来也行，留给权虎也行。父亲劝姐姐说：你妈你弟弟都很想你，你回来咱们还是一家人。以后爸爸要搬到省城去了，省城优秀的小伙子很多，找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应该不难。

　　　　父亲一直说，姐姐一直沉默。姐姐不但沉默，甚至不看父亲一眼。

　　　　父亲最后说：“保珍，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回不回家？”

　　　　姐姐仍然不答。

　　　　父亲又说：“我问最后一遍，你回不回家？”

　　　　姐姐拧着头，死活不看父亲，死活不发一言。

　　　　父亲起身，走出了那个房间。

　　　　据说，姐姐和权虎在解除监视居住之后，一起走了，带着他们的孩子。当然，他们肯定离开了鉴宁。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们参与了二伯的团伙犯罪。

　　　　他们也许并不知道，二伯究竟是栽在了谁的手里。

　　　　在保良考入高中的那年，报纸上公布了二伯团伙犯罪的审判结果，经鉴宁中级法院和省高级法院初审和终审，判定二伯权力及其他涉案人员共三十四人，犯有金融诈骗罪、走私罪、逃税及骗税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恐吓勒索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私藏枪支弹药罪等多项罪名，二伯被依法判处死刑，余众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和有期徒刑不等。

　　　　正义与邪恶，亲情与爱情，情义与法律，忠诚与背叛，这一场灵魂搏杀的战争，至此烟飞灰灭，正果而终。

　　　　之后，保良和父母就在他们那个舒适的院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生活既平静安宁，又有那么一点点压抑，一点点莫名其妙的枯躁和沉闷。

　　　　父亲每天上班下班，保良每天上学放学，母亲每天上街买菜回家做饭，生活每天周而复始。但保良看得出来，父亲母亲的心里，安定得并不那么由衷。

　　　　父亲风光一阵之后，终于回到寂寞中来。那份公安学院的工作，并非他的人生理想，无法焕发斗志激情。保良不知道父亲上班时是个什么模样，而父亲下班回家的状态，则显得老态龙钟，只有在饭前饭后对保良进行教导训诫时，父亲眼中才能偶尔闪过一丝激越的光芒。他老是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保良，我跟我们学院的刘院长讲好了，只要你的高考成绩一过线，学院一定收你。爸爸把道路都给你铺平了，你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

　　　　父亲经常说到的，还有一句：保良，爸爸在警界这么多年，立功受奖，人家都当爸爸是个英雄。咱们虎门无犬子，你一定要超过爸爸才行！

　　　　姐姐不在了，父亲的希望更是集中在保良身上。姐姐留给父亲的，只有心痛。父亲要在保良身上，找回自己的笑容。

　　　　搬到省城后，父亲给保良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台电脑，比权虎送给保良的那台，并不差到哪去。只要是保良学习上的需要，父亲总是尽量满足。何况电脑本来就是保良曾经拥有的东西。

　　　　在家里，父亲不许保良，也不许母亲，再提过去的事情，甚至不许他们提到姐姐的名字。但父亲自己有时却提，他说姐姐是咎由自取！

　　　　其实保良知道，姐姐是压在父亲心里的大山。

　　　　保良后来想过，父亲在功成名就之后，难道没有一点英雄气短的隐痛？他会不会想到二伯？二伯是他少年时磕头结拜的兄弟，他们曾经端着一碗鸡血酒许下铮铮誓言：不愿同日生，但愿同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但几十年后，二伯死于父亲之手，二伯的儿子权虎，也不知流落何方，还包括已经成了二伯儿媳的姐姐。

　　　　如果说，姐姐是陆家每个人心里的一座大山，那么这座山已经把母亲的脊背压弯。如果说，搬到省城后父亲的身体状况维持不变，那么母亲则突然变得百病丛生，变得弱不禁风了。母亲患上了抑郁症、风湿症、哮喘症，她的样子，一下子变得比父亲还要苍老，还要沉闷。母亲在家里除了洗衣做饭，几乎听不到她的一丝声音。

　　　　母亲的沉默把这个家弄得彻底压抑，最难承受的倒不是保良，而是一家之主的父亲。因为母亲与保良之间，还有个三言两语，与父亲之间，则连眼神都很少传递，饭好了也是让保良去喊父亲：叫你爸吃饭。保良不在时，母亲就把饭摆在桌上，让父亲自己看见自己坐下来吃。父亲要问：你怎么不吃？母亲就说：不饿。或者就说：在厨房吃过了。搬到省城以后，逢年过节，或母亲过生日，或不逢年过节不过生日，父亲常常给母亲买些衣服或其他礼物，还给母亲买过补品。但后来发现，那些衣服母亲始终没有穿过，补品也一直放到过期。后来，父亲也就不再买了。

　　　　常常，父亲不在的时候，母亲才会克制着哮喘，对保良说道：保良，你能帮妈妈找找你姐吗，你姐从小很疼你的。

　　　　保良说：我知道。

　　　　可保良又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天，非节非年，母亲一大早就很反常地把那只从娘家带来的耳环戴上了。父亲上班前奇怪地问：好大年纪了，怎么今天爱打扮了？母亲说：好久不戴了，戴上看看。父亲说：那一只呢，怎么只戴一边？母亲说：那一只找不见了。父亲说：找不见了？再好好找找，挺贵的东西可别丢了。母亲说：噢。

　　　　父亲走了。母亲看看盯着她的保良，用手摸了一下耳朵上的耳环，说：今天是你姐生日。

　　　　那天晚上，父亲回家，一家人吃晚饭时，保良突然说：“爸，今天是我姐的生日。”

　　　　父亲愣了一下，又低头吃饭。保良看看母亲，母亲显然没料到保良会说这个，端着碗惴惴不安。

　　　　少顷，父亲开口，问母亲：“保珍……今年该二十四岁了吧？”

　　　　母亲没能答言，却己泪垂双颊，她用手绢擦泪，然后起身到厨房去了。母亲进了厨房，也没有哭出声来。

　　　　父亲看着母亲的背影，没有责备。又看看发愣的保良，说：“吃饭！”

　　　　但他自己看着桌上的饭菜，则似乎无心下咽。他沉着嗓子，对保良说道：“你姐姐不认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停了一阵，父亲又说：“前一阵我托鉴宁公安局的于叔叔帮忙找过她。没找到。她早不在鉴宁了。”

　　　　父亲居然托人找过姐姐，这是保良没想到的。保良抬眼去看父亲，父亲马上把话题转向了保良：

　　　　“保良，你姐姐要走这条路，我也没有办法，我做父亲的，已经尽了全力。现在爸爸只有你一个孩子了，你又是个男孩，爸爸今后不求你升官发财，只要你能子承父业，让大家看到我们陆家的儿子比他爸爸干得更好，更有出息！爸爸立一个一等功，你要立两个、立三个。你要练得象你于叔叔那样，要文有文，要武有武！爸爸自己不能在侦察一线干了，要是把你培养成能在一线干出成绩的人，爸爸也就死得瞑目了！”

　　　　这一大堆话，保良耳熟能详，熟得耳朵都起了老茧。但父亲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保良只能面目严肃，郑重点头，做出深切理解，心领神会的样子。

　　　　父亲问：“你听懂了吗？”

　　　　保良答：“听懂了。”

　　　　离考公安学院的年龄越近，保良的这句“听懂了”，就越答得底气不足。

　　　　保良是从鉴宁转学插班来的，他的学习成绩按省城这家重点中学的水平，中等还要偏下。能不能考上省公安学院，完全没有把握。父亲的嘱托和希望，虽然总是同义重复，但说得多了，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压力，每让保良想起，都不免战战兢兢。

　　　　他甚至开始羡慕起李臣和刘存亮来了。

　　　　李臣和刘存亮都没考上高中，靠家里走关系找了中专去上，一个学旅游服务，一个学汽车维修，也都学得没精打彩。但至少他们没有考大学的沉重压力，不用承载耀祖光宗的家族理想，今后凭力气或凭技能挣钱吃饭，一辈子胜任愉快又有什么不好？
第四章


　　　　高中的最后一年，是命运冲刺的关键时期，父亲对保良的督导和管束，也严格得有点变本加厉。不仅不许保良再看电视，而且控制了保良的电脑，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