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能痛快地就给他们办手续，便借故拖着压着，我至少要让他们感觉到我的用途。但我很快就因此而遭到了来自于各个不同方面的压力，经了解，幸亏只是一些局长或镇委书记之类的关系，但这些方面大员也是决计得罪不起的，指不定哪天便会用到他们。
迫于压力，我只能绝非所愿地一个个放行了，但我必须要掌握主动，我喜欢掌握主动的感觉。所以，我决定一定要打掉他们花了钱就能办成事的高傲与兴奋。我破例拒不去为他们送行，而且没有我的话，其他的镇领导即使非常强烈地想去也不敢轻易地流露出来更不敢擅自为之。
我们这个地方历来就有干部调动领导送行的传统，几经创新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镇级党口领导调动一般都由书记亲自送行，政口领导则由镇长送行，如果书记镇长一起送行，便算破格，调动的人必受到新单位的格外重视。以此类推，中层干部的调动一般都由分管领导去送，一般干部由本单位的负责人去送。当然，也有破例越级去送的，调动的人必与送行领导私交甚好或者创造了不凡的业绩。
对于调动的人来说，如果没有人前去送行，没有面子还是小事，新单位必会认为其在原单位缺少人缘而瞧之不起，而如果有了破格的送行，肯定会面子大增。
“官”是最具创造力的群体，慢慢地，这种对调动干部起着向新单位推介作用的送行，变成了部门领导之间相互宴请联络感情的一条重要途径。
我不去送他们，并不意味我可以忽视这么多新的单位和这么重要的沟通机会。——待他们失魂落魄地到新单位报到后，我可以随心所愿地择一时间，捎带一点儿值不了多少钱的本地品牌特产作为礼物，突然地去。
此举既保持了情势上的主动，又密切了跟这些单位领导的关系，还能让调动者受宠若惊激动兴奋不已，必少不了对原单位的正面宣传，实际上就是在宣传我。——听着调动者唯唯诺诺的信誓旦旦和调动者新单位领导感谢培养输送人才之类的恭维话，我竟也能自鸣得意起来，似乎调动者的调动全是我一人所为，那份儿主动、轻松、满足的奇妙感觉实非言语所能表达。
人只有相互认识了才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可能，只有经常地沟通联络才能维持并加深业已建立起来的看起来还算稳定的关系。中国人自古就有礼尚往来的规矩，但这礼尚往来究竟需要谁先又怎样迈出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总得有个合适的机会和理由，事实证明，除了一张妙舌生花能够把死人说活的嘴外，必须得有一定的物质利益或利害关系。
有人曾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圈定为四大铁：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打过炮。“官”的朋友虽多却少有这样的关系，即使最要好的朋友，必也相互猜忌提防唯恐别人抢了自己的风光。
但“官”又比任何阶层都重视朋友，除非如此恐难在官场中立足，因为不少事都必须靠朋友去抬。
当然，也不可以凭一时意气过多过滥地讲究朋友义气，虽患难之交也必须秘藏于心底而不能招摇。
既是朋友必要相互办事，否则便称不上朋友。既把事办成又不违规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即使再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地思虑办法，总还要或多或少地留有一些不利影响。所以，面对新的岗位不可避免地要让朋友的圈子无休无止扩张的现实，必然地要经过一番或勉强维系或象暂时用不着的现金存入银行一样的取舍，最终形成新的圈子。
存起来不等于丢掉，除了办事，逢年过节的走动也是必需的，稍有不如意，日后的交往中立即就能表现出来，因为人看重的或许就是一个意思。
我一贯的做法，便是直属领导或有重大贡献的人都亲自去看，其他的规定了标准由秘书去办，其他的镇领导肯定不能用，要严防他们乘机作乱。即使这样，逢年过节也早已失了孩童时的乐趣，一句话，就是累，直到过年的那一刻仍是身心俱疲。
我原以为这样便会赢得好的人缘，却不料集体的东西永远都象一块肥肉，任谁都想啃一口，啃不到或者按他所认定的标准啃少了就会怨天尤人，尽管为此搞得原已十分紧张的财政更加被动，却仍得罪了不少人。
只要有经过就要有总结，总结是人最重要的才能之一，有了总结就会有提高：敏锐地体察领导意图，灵活地协调关系，适时的总结自己的得失，准确而又不失原则地纠正着偏差，便是对我这十几年最精炼最贴切的总结。
既然有人要离去，就会有人填进来，中国最不缺少的就是人，千万不要以为地球离了谁就会停止转动。经过我亲自挑选的人才，虽多少仍有些蹩脚，但我坚信经过我的调教，不出一二年就会成为精英，而且会更加忠诚。但现代社会中的任何人，即使自己最蹩脚的下属都绝不可以忽视，已经成了一个铁定的事实，谁又知道哪座山盛产猴子呢？
面对如此众多复杂的关系，我创造性地提出了“先认人后认地最后摸索干部脾气”的原则并把之有效地贯彻到工作中去。——任何事情都不要一下子让他们感到满足，即使确实要给他们，也必须让他们在心存幻想中慢慢地得到，而且最好要让他们在得到的同时又能随时随地都感受到既然能够得到同样也能失去的危险，这便是驭下术。
生活中存有不少浅见的极容易被忽视的道理，如果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总结，往往能给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或许生活的本身就这样，任何事情除了当事人自己，总在平静地进行，即使发生了天崩地裂的变化，局外人也绝对不会感觉到。
及至局外人了解了，或许早已恢复了平静，即使内心再有波涛汹涌的共鸣，也比不过当事人的那种真切的强烈持久的感受，至多发一些世事难料之类的感叹，偶尔也会因当事人的成就而泛起一丝淡淡的妒意。
当然，这些都不会长久，别人是别人，我依然需要生活。我的努力总算有了回应，不过，这种回应与简单的“是”与“不是”截然不同，即使当事人自己也必须靠敏锐的嗅觉和对形势的准确把握及臆测来接受。
我一贯对自己的感觉甚为自信，在我的感觉中，我的仕途从没有就此止步的信号，我也绝不会相信自己的仕途会就此止步。
这感觉便来自于一次与往常没有任何不同的县委全委会，这天的县委全委会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内容却并无多少新意，只是把那些几乎天天都在讲的重要工作变化了一下名词重又讲了出来。我悄悄地排了一下，共要讲二十四个大项，每个大项有五六个分项，每个分项下面又有三至五个小项。
对于这种填鸭式的会议，方面大员们早已心生厌烦，可仔细想起来，又委实没有更好的方式来代替会议。其实，大家都明白，办事的功夫全在台下而绝非台上。
我曾经狭隘的认为，可能有的领导偏好在台上大呼小叫的感觉，非要如此才能满足日益膨胀的虚荣心。不过，这样的念头只能想，想不犯错误，话可不敢乱说。
前任县委书记曾试图改革这种会议方式，创造性地把领导讲会变成领导听会，刚开始的时候，方面大员们因为拘谨三言两语就完了事，县委书记便批他们不专心研究工作。岂不知现在早已不是人才匮乏的年代了，每位方面大员都有一个文字功底不错的秘书班子，从那以后，他们每逢开会都要准备厚厚的一摞材料。
有一次，县里决定听取各镇的计划生育工作汇报，规定每个人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某镇委书记讲了两个小时还没有点到正题，书记便提醒他注意时间，他瞥了一眼一贯以面带笑容来保持风度的书记，误以为鼓励他讲下去，便眉飞色舞地从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到精神文明建设到政治文明建设一路讲下去，讲得不仅有理有据而且文采飞扬声情并茂无异于一篇优美的散文，恰逢书记有事外出别人又不好打断他，只要任他讲，待他终于讲到正题后，意义、认识、措施等大项各自分列为若干小项讲了足足又两个小时。其他的人争相效仿，就这样原定一天的会议开了足足一个周还没开完，关于会议的改革自然也不了了之。
再说这天的会议中午只安排了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便早早开始了，恰值春末夏初的乏人时候，我只得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把文件材料整齐地摆到桌上，翻开笔记本，手拿着笔，低着头，状似在极认真地听会记录而实际上却早已魂游天外。这本领当然得靠修炼，若是修炼不成，又要不被点名批评，恐怕只有遭罪的份儿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书记突然提到了我，迷糊中我误以为是他看出了破绽在批评我，心中一颤，不自觉地打量了一下周围。原来，具备我这种特异功能的人不在少数，而我的同桌必是觉少的那种，他正在创作一幅牛皮吹破了气球的漫画，看得出来，他已具备了极高的造诣。
书记当然不是在批评我，我忙坐直了身体，抬起头，目光正好对上他已讲得发亮的眼。只听他抑扬顿挫地说道，人得务实啊，同志们，E镇的郑存智同志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嘛，我看，咱们县最务实的就数存智同志。之后，他又列举了不少关于我务实的例子，他的话极具感染力，把我都感动了，尽管他列举的例子有不少我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干没干过，他又如何得知？
有经验的人绝不会去相信领导会议上的讲话，只要想抬你，丑八怪也能夸成一朵花；反之，纵使天仙，可能连妓女都不如，而且肯定有许多你不得不服的事实和理由。
我曾经的一段经历或许最能说明这个问题，那还是我刚踏入政口的那年，我陪当时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去各村检查三秋倒茬，适逢他的一位战友回来探家，没来得及检查，他便带我去他战友家喝酒。酒喝了一天，晚上我送他的时候，他醉得两腿已无法站立。第二天，在全镇机关干部大会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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