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具有神机妙算本事的人，也没有想到活着的季善扬与死了的季善扬，虽然是一个人，虽然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区别的同样的形象，但如果没有他突然遭遇不测，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也不会洞悉他的庐山真面目，因为活着的时候他不但在面子上是风光无限的，甚至比起这个团队的真正意义上的领头人游东方，还要更风光许多个百分点，因为游东方除了文章时常见诸杂志端其为人处事向来都是以低调著称的。尤其是在江湖与市井之中，许多堪称人物级别的人，只知道企业家社有一个领导叫季善扬，而且把这个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却往往忽略了真正埋头苦干，只注意前方的大道而并不屑于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时代骑士”——游东方。
真实的季善扬，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无处不在于他在似乎是精通世故的表象的映衬下，精敲细打自己的小算盘。良好的公众形象让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而且在许多时候他比游东方更显得既随和，又容易沟通，也更好说话、好办事。他们的不同的意义在于，游东方是不但要为自己也要为他人负责任的说话才肯说，负责任的事才肯办，而不是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办。只是说该说的话，办该办的事，至少是不能随便说话，尤其是不能说不负责任的话，办不负责任的事。所以，他大凡表现在公众形象上，往往就比一般人更显得冷峻、严肃甚至有时候还会给人留下一种缺少人情味的木纳感。而人们之所以感觉季善扬比游东方更好说话甚至更通情达理，那是因为游东方说出的话就要兑现，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季善扬之所以好说话，是因为只要是别人爱听的话他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只管说，让人听着既觉得高兴又觉得满意，至于他能不能做到和做的怎样，还有待于逾越游东方作为一把手这道关口，好事他可以担着，坏事他能担着的是遵循领导上的意图，而有违领导上的意图的事他也可以绕开，他说出的话如果有人说他是不负责任在那里瞎说一气，那他也可以说并不是他说话不负责任，而是因为在游东方那无法通过，至少也是因为游东方没有给他既然能够袒言承诺，就该袒诚兑现承诺所必备的权力。让人领情的事他接着，得罪人的事他能顶着的时候还是尽量顶着，实在顶不住了，就算是游东方不顶着，他也会在顶着的时候把矛盾分解一部分，只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才会把矛盾推到游东方的身上，这无疑为游东方化解内外矛盾做出了他应有的努力。这也决定了，在他活着的时候，不管他是不是实质意义上的既顾全大局又识小体的人；不管是不是既不乏和蔼可亲又坚持原则的人；不管是不是既人情练达又言出必行的人（在工作中，绝大多数同仁们除了比较反感于他不失时机地拍马屁之外，并没有发现他有别的什么缺点）。这也就构成了，一直以来，人们并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只有当他仿佛一夜间在人间蒸发了般地离去之后，当他再也无法与人倾诉与表白，更无法继续以信誓旦旦风格在人前背后呼风唤雨了，活生生的残酷现实却证明了，他原来表现在外观形象上与本质竟然会是截然不同地判若两人。
一个曾经活得不乏几多光彩，不能不让更多的不知情者投来几多羡慕目光的“社会名流”，其实不但活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名堂，死得也更是将他所有的虚无的威信与更虚幻的名堂，都伴随着他无法得到归宿的灵魂而在丢尽了名誉与名堂之后烟消云散了。季善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以他没有名堂的死，向人们展示、证明了，他根本就是一个从来也没有过什么名堂的人和更没有名堂的个性、品质。
他的没有名堂正如他根据他的工作经验而整理出版的那本书名叫：《摆正位置你就能战无不胜》的书出版后无人问津一样。当时他出版这本书无非是为了与游东方“日月并行两竞芳”。这本书出版后无人问津，他就请他的“追随者”为他写评论，而且采取的方式近乎“胁迫式”。为此，他还时不时地就通过电话或是在见面的时候催问对方：“你为我写的书评就不能在我原作的基础上提出点具有创新水准的建设性意见吗？总是没完没了的老调子重弹。我那么好的东西，那可都是我经过多年心血凝结，又经一时心血来潮而一鼓作气形成的结晶呀。”他甚至为此还花了几万块钱顾人为他鼓与呼。这无不是因为他觉得在利字上他与游东方相比已经差不多了，只是在名字上还十分欠缺，尤其是与游东方的功成名就相比，实在是相距甚远，因此，他觉得，作为与游东方既同道又同时更同样走马扬鞭求名利的人，游东方可以名利双收，他又岂有甘拜下风之理呢。
用世俗的眼光审视季善扬，他不但是一个堪称聪明绝顶的人，也是一个以相当聪明智慧的形象和高贵的身份，在现实社会上操得开、叫得响的人。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就似乎该活得明明白白，就算没有完全活得明明白白，也不该死得不明不白，更不该把聪明和愚昧（外表的精明和内含的城府）都稀里糊涂一股脑不明不白地带走不算，还要在因为他实在没有名堂的死去而给人们留下了欲悼之而无名，欲忘却而不忍，在无名与不忍之中又不得不夹杂着一缕怜悯与鄙薄的复杂情感与人们的善良愿望痛苦地伴随着。这无不因为他不是一个平常普通的人，而是一个许多人心目中的领导者至少在公众形象上他还算得上是一个领导者。既然是领导者在活着的时候在人前背后显贵，也就该在死后给人们留下点作为领导者理该具备的念想；至少也该有个差不多的面子留给晚来者凭悼、瞻仰一番这才不失作为当过一回领导者的起码尊严。
谁也没想到会是这样。对于了解季善扬的人，面对他的不幸遇害，无疑会使活着的人们对于人生更加充满一缕莫名的无奈与凄凉感。季善扬的不幸遇害之所以有损于他在生前朋友和亲友面前的形象，和死后对于他生前的各种欲说还休的复杂情感，那是因为他不但走得太突然，也是因为他走得依他那个社会身份来说实在有些不合乎情理，他的离去岂止是一般的突然，竟然突然得连只言片语的“遗言”都成了既不可仰望也无从企及，堪称人间所有奢侈品中无法寻觅奢侈的奢侈极品……
作为一名出身于宣传口而后“下海”的不仅是媒体人也是媒体人中的领导者，他不是死在有形的战场或建功立业的采访一线，而是死在“命带桃花”的“贪婪”女人，与充满脏乱差的无以言表的风流韵事层出不穷的阴暗潮湿的众多社会暗角构筑起来的无名河沟里。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的媒体人为了采访到第一手期刊不惜舍身求法，不惜冒着重重艰难险阻深入社会的阴暗之角卧底，但那无疑在事实真相被揭露之后，让人们称之为创造英雄壮举的英雄行为，他则是利用工作之便与不三不四的女人频繁接触致使命途多舛而命断黄泉……
当时，虽然已经几天没有季善扬的消息，但他多年来的习惯已经无法让上上下下知道他的准确行踪；一来是出于媒体人的职业特殊，二来是因为季善扬的职位特殊。作为比游东方大两个年龄段的负责人——领导者之一，他的一切工作行为和生活行为都只能取决于他的自觉、自律程度的高低。尤其从名誉上说，他又是与游东方一道打天下的元老级别的人物之一，人们不可能总是注意他的行踪，就算是杂志社中所有战斗在一线搞经营工作的同仁，和必须深入一线的媒体人们常年在外奔波，无不都是靠自身的自觉与自律。既是摄影媒体人又是领导者的季善扬，与一般经营人员和媒体人自然有所不同。不管杂志社有什么好事总是少不了他；涉及权利分配的时候不但总是能够及时出现他的身影，也能适时地彰显他作为具有核心权力领导者的风采。因为每当遇到诸如此类事的时候，他都是主动地走在前列，所以从形式上与游东方相比，他更像是一个好的领导者，游东方反倒更像是他的助手了，因为游东方不但年龄比他小得多，其形象与其说像一个领导者不如说更像一个踏踏实实干活的人。
这种看似颇有些奇怪的现象的形成，是基于杂志社在初创时期，游东方为了杂志社长久发展之计，制定了一套充分体现杂志社民主管理和务实工作作风的一系列相关制度，其中就包括了关于在涉及重大问题决策时不能一个人大权独揽，而是要通过集思广益、民主协商，更要杜绝一支笔批条子的机关陈旧办事模式，而是要充分体现民主监督，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要有效地体现权力的充分制衡，才能更有效体现团队的集体领导，而永葆团队在发展进程中长久不衰的生机活力，和不可战胜的思想凝聚力与精神感召力。也就是在这样的当口，使得季善扬有了相当多的权力，但在实际运行当中，基于个人的素质有所不同，使他不能掌握相应的分寸，致使多次出现无原则的乱许愿、乱批条子的事件发生，甚至还由此引发了，他捅乱子，让游东方出面来给他顶着，帮他擦屁股的事情，搞得游东方常常处于进退两难，在人前背后为他背不该背的不是、堵塞越堵洞口越呈膨胀趋势的漏洞，却还是无法摆脱因此而使自己在无形中陷入既劳神、且费力的里外都不是人的尴尬境地。
既便如此，不仅没有使季善扬对赋予他权力信任的反思与珍惜，反而使他愈发在无形中放纵了对权力的无限欲望。季善扬如此这般，似乎也是有他的既充满客观的现实存在，也不乏理论依据的充分理由，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无疑为季善扬在涉及重大问题上，与游东方从相互制衡到逐渐形成牵制掣肘留下了依据、口实。因为在他“入股”之前，他与游东方据说曾经签订过一般外人无从知道的白纸黑字的“契约”。只要是游东方在让他感兴趣的事情上一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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