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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养平斋点点头说：“哦，我知道了，请您接着说下去，您还有什么收藏？”
白连旗又从怀里掏出个葫芦说：“刚才我说了，蛐蛐儿一入冬要放入葫芦里养，讲究的是冬至以后听蛐蛐儿叫唤，还能把葫芦揣在怀里，出门带上。这么说吧，蛐蛐儿住在罐儿里好比夏天住帐篷，到了冬天就要往房子里搬了，这就是葫芦。您瞧瞧，我这个葫芦是大名鼎鼎的‘三河刘’制作的，此人是咸丰年间三河县人氏，他制作的葫芦除了美观外，蛐蛐儿在其中发出的鸣叫声也格外悦耳。这葫芦有三个特点，首先是高矮合适，葫芦腰纤细、高窄、长短相称。二是葫芦皮老，里子发糠，外表用布盘怎么磨也磨不透，像瓷的一样，越盘越油亮，称之为‘皮瓷、里糠’。三是凡‘三河刘’的葫芦，底儿都有双脐，就像人有两个肚脐眼儿一样……”
犬养平斋听得实在是累了，他挥挥手略带疲倦地说：“白君，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刚才您整整说了一个小时零二十分钟，我听得都有些疲倦了，也真难为您了，简单地说，您有四件东西打算卖给我，一只‘黑牙青麻头’，一只‘蟹壳青’，一个赵子玉的蛐蛐儿罐儿，一个‘三河刘’的葫芦。咱们不妨简单点儿，您说吧，这四件东西加在一起是多少钱？”
“犬养君快人快语，我白连旗也不能当小脚儿娘们儿，当然得痛快点儿，只是……有些东西毕竟是祖上传下来的，要不是如今这年月，就是把老婆孩子卖了，也不能……”
犬养平斋半开玩笑地说：“您的老婆孩子恐怕早就卖掉了吧？白君，你们中国人说话为什么总兜圈子？能不能痛快些？我再说一遍，请您开价。”
白连旗一咬牙伸出两根手指道：“两百，我只认袁大头，少一个子儿我不卖。”
犬养平斋不吭声，只是伸出了一个指头。
“一百？不行，不行，犬养君，绝对不行，我说了，少一个子儿我不卖。”
犬养平斋开口了：“你搞错了，我说的不是一百，而是一块钱。”
白连旗蹦了起来：“什么，什么，您不是开玩笑吧？犬养君，那我只能认为，您在这宗生意上缺乏诚意，按我们北平话说，您是在拿白某开涮。”
犬养平斋把一块银元放在桌子上，笑了笑说：“白君，对北平民俗我也是有个逐渐了解的过程，咱们认识不是一年两年了，以前您可以拿些东西来糊弄我，用你们北平话说，叫糊弄洋鬼子，对吗？可您忽略了一点，我这个洋鬼子是个肯学习的洋鬼子，不然还敢称中国通吗？据我所知，您家祖上是做过武官，家产也是有一些的，但现在您已经落魄到靠奴才养活的地步，手里怎么还会有好东西呢？坦率地说，您的知识是真的，您的货却是假的，我没有说错吧？我之所以付给您一块钱，是因为您讲了很多我感兴趣的知识，这是我付给您的讲课酬劳，如果您愿意，我以后还想听听白君介绍的北平民俗，顺便说一句，希望我刚才的话没有冒犯您。”犬养平斋站起来向白连旗深深地鞠了个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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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连旗愣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闹了半天这鬼子在拿他涮着玩呢，他自己却说得口干舌燥，激情四射，×他妈的！白连旗很想骂人，可嘴唇动了动却没敢骂出口。他想扭头就走，以此来捍卫自己的尊严，但最终还是拿起了那块银元，不管怎么样，一块钱虽然不多，可好歹顶德子拉好几天车挣的钱，这年头儿面子值多少钱一斤，谁跟钱有仇呢？白连旗毫不犹豫地把银元装进兜里。
根据情报，王克敏每个星期二要到煤渣胡同20号与日本驻华北派遣军联络部部长喜多诚一举行联席会议，他出行都是前后两辆汽车。途中，王克敏的座车在前，上面除了司机，还有两名带着手枪的贴身警卫，后面是一部警备车，车上有四个武装警卫。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王克敏的车就减速慢行，后面那辆警备车就加速越过前车。警卫们先下来布置，然后王克敏再下车进门。陈恭澍和徐金戈一致认为在煤渣胡同行动是最好时机，此外，就再没有行动机会了。这个地方的最大好处是临近胡同口，出了胡同就是四通八达的大街，来去都甚为方便。
“平汉铁路俱乐部”只是个消闲场所，门口只有两名徒手警察站岗，徐金戈认为必须有足够的火力优势来对付王克敏的随从。另外，在20号的斜对面，相距不到一百公尺的地方就是东城日本宪兵队，如果枪声响起，必会惊动他们，如何防止他们异动，便是此次行动的关键。陈恭澍和徐金戈两人在勘探地形、研究战术后，制定了刺杀王克敏的计划：陈恭澍统一指挥全局，徐金戈负责在现场执行刺杀行动。行动人员六人分为两个小组，以第一小组的三个人为主体，集中火力射击目标——王克敏；第二小组的三个人则专事掩护第一小组的安全，尽可能制住对方警卫人员的反击；总指挥陈恭澍将在目力所及的地方视现场情况随机应变，以策进退。每个行动人员都配备了自行车，行动之后可迅速逃离，防止被日本宪兵抓获，所用武器是配二十发弹匣的德国造驳壳枪，每个行动人员各带两支。
杀手们已做好了一切准备，只等星期二行动了。
徐金戈利用这段时间研究了王克敏的背景材料，王克敏生于广东，字叔鲁。光绪二十九年中举，后赴日本留学，当过清王朝驻日公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自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
王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1937年12月14日，由日军占领北平后扶植的一批汉奸所成立，办公机构设在中南海内西北部的“集灵囿”，即以前北洋政府国务院曾占用过的地方。
平津等城市沦陷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共辖八个师团，总兵力达到三十七万余人，兵力虽然不少，但用来控制地域广阔的华北地区，仍感力不从心，为此才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意图借助汉奸势力配合日军对占领区的统治。
王克敏是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只要有利可图，他不大在乎名声，他知道日本人找过曹锟、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军政界名人，但这些人都不愿担个汉奸的骂名，死活不愿出头，而王克敏却不在乎名声，他把权位看得很重，只要日本人全力支持他成立新政府，他会投桃报李，为日本占领军服务。
徐金戈从资料上发现，王克敏没有食言，他和日本帝国签订了条约，把华北的煤炭资源让给日本人开采；还下令华北各省合力征集，把日本帝国需要的大量粮食、棉花运往日本。
徐金戈的“固执”在军统局内部人尽皆知，他执行刺杀行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杀人必须要有正当理由，否则他拒绝执行杀人任务。而陈恭澍等人杀人却不需要理由，只要戴老板发话，杀谁都可以。徐金戈的“固执”曾使军统局内同事颇有微词，认为他对党国、对领袖不够忠诚，军人应该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应以自己的好恶评判为标准。奇怪的是，在军统局一言九鼎的戴老板竟然对徐金戈网开一面，默许了他的“固执”，若是换作别人，戴笠早下令清理门户了，他如此宽容徐金戈，原因只有一个，他喜欢徐金戈，认为他是个有才之人。
徐金戈对王克敏的背景材料进行分析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对这样死心塌地的汉奸，徐金戈认为杀他十次都不多。
唯一使徐金戈感到踌躇的是杨秋萍，她并不是专业特工，在战前只是个普通女学生，北平沦陷后她加入了曾澈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只受过使用枪械的短期训练，别的专业知识几乎是零。前些日子，“黑马”指示徐金戈扮成“南山堂”药店老板，由曾澈负责解决徐金戈的“老婆”问题，曾澈选择了杨秋萍，并且把杨秋萍纳入军统北平区的编制。按照规定，杨秋萍是行动组的成员，归徐金戈领导，这次行动组要执行刺杀任务，杨秋萍理应参加，但徐金戈自从参加军统后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为难，他实在不愿意杨秋萍参加这次行动，身为专业人员，他深知这次行动的凶险，一招不慎便会带来杀身之祸，让杨秋萍这样的年轻姑娘参加刺杀行动是不是太残酷了？
徐金戈对陈恭澍说出了自己的顾虑，陈恭澍却冷冷地问道：“金戈兄，每日拥美人儿而眠，是不是英雄气短了？”
徐金戈有些难堪地回答：“这倒也不是，她是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女人，恐怕在行动中会拖后腿，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