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银林缓缓地说：“这样看起来，杀人的凶手是谁，简直无从捉摸。霍先生，你的意见怎么样？”
霍桑仍弯着腰，还在用电筒细察那把凶刀，似乎没有听得汪银林的说话。
他自言自语地说：“刀柄上已被血液涂满，即使有什么指印，现在也瞧不出了。”
汪银林见霍桑不回答他，似觉没趣，也默然不接口。
霍桑用电筒照看那垛和隔邻分隔的短墙，又把光线射到空屋的窗上去。
我乘机说：“我以为这案子的第一个关键，就在海林到这里来时，可惜太晚了些。”
汪银林忽现注意色，问道：“这话有什么意思？”
我道：“我以为那凶手必预先伏在这里。当凶手进门的时候，海林还没有到场，故而没有瞧见。那人掩进来以后，或者躲在屋子的后部，或者伏在围墙里面的棕树底下，直等到王得魁回来，那人出其不意，突然跳出来行凶。行凶以后，他也许早已瞧见海林在对面守伺，一时自然不敢冒险；或是他安排完毕，正待动身逃走，忽听得杨小弟回来的脚步声，因而重新匿伏。直到场小弟重新退出去，海林也跟随着走开了，外面没有了障碍，他也就安然脱身。”
汪银林点了点头，没有说话。旁边的海林在搔头皮，显得很窘。
霍桑离了短墙，执着电筒，在照视那条水泥通道，接着他照到了铅皮门上，忽而把门推拢了，让电简光停住在一处。
他低声说：“奇怪！银林兄，包朗兄，瞧，这是什么痕迹？”
汪银林和我都走近去。电筒光集中在铅皮门里面边上的一个痕迹，像是三个指印，可是不清楚。
汪银林说：“我看是手印。”
我接嘴说：“是，是血的手印。”
霍桑把眼睛贴近了门边，点点头。“是的，不过很浅淡模糊，线纹自然更瞧不出，奇怪。”
电筒光移动了，从那铅皮的大门起始，经过了那两棵棕树，一直向屋子的后部照过去。这一着分明暗合我的意思。他大概在找凶手伏匿的痕迹。不一会，他又沿着围墙退回出来。他仍扳亮了电筒，在地面上照察。忽而他在墙边屈曲了身子，取出软尺来量了一量，显见他已找到了什么足印。
我和汪银林都站立不动，防走过去踏乱足迹。接着，他回到门口，重新在铅皮门的下部照了一会，嘴里似在低低地诧异。他把电筒光移向地面，忽又在水泥通道的旁边立定。他找了一会，从地上拾起了什么东西，放在电光中仔细照视。接着他从衣袋中摸出一张白纸，轻轻地将拾得的东西包好。
我问道：“你找得了什么东西？”
霍桑道：“半块碎砖。”
“半块碎砖？”
“是，也许有些用处。”
“有什么用？”
“砖上有些儿绿色的漆。”
“有什么意思？”
“等我带回去验一验再说。”
汪银林的注意点显然和我的不同。他并不注意我的充满了诧异的疑问，却自顾自地重新提出他的问句。
“霍先生，关于凶手问题，你的意见到底怎么样？”
霍桑摇摇头。“这案子委实很复杂棘手。对不起，现在我还不便发表什么。你先把尸体移送出去，这屋子也得照顾着，别的事我们再讨论。”
他把纸包和电筒放在袋里，向海林和我招一招手，便先自垂头丧气地走出去。我也和汪银林点头作别，同着海林走出尸屋。
八、故事
那晚上我和霍桑分别的时候，本抱着满腹疑团。因为霍桑先发制人地向我表示，解释的时机还没成熟，关塞了我的质疑的门。我自然毫无办法。所以我第二天再去见他，原打算问问他案子的究竟，却不料没有见面。过了一天我再去，虽然会面了，但他说他所得到的线索不够正确，还没有端倪。这样过了两三天，仍旧没有结案的消息。我心中越发不安，因不惮烦地再去找霍桑探问。
他约略告诉我，银林已经到场小弟家里去调查过，小弟的妻子生产和小弟回家去探访等事都是事实。银林也曾去访问王得魁的再隔壁的邻居，也找不出可疑的人物。那贴邻的空屋也经察勘过，并没有匿伏的痕迹。霍桑又说从那围墙里边得到的足印，已经与杨小弟和死者得魁的足印比过，尺寸都不相同。显见那足印属于另外一人。不过这个人的踪迹难明，一时还无从落手。末后，我又问起那凶手究竟和那个何少梅有没有关系。
霍桑答道：“这个人我已仔细问过，实在没有关系。那天他在这里听得了王得魁的死耗，非常吃惊。在你和汪银林走后，他便向我和盘托出。据说当王得魁第一次见他，就问他有没有关于董团长的消息。何少梅随便回答董团长似乎在南京。不料王得魁一听得，马上惊慌失措。但何少悔实在个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纠葛，也并不知董团长的实在的下落。这一层我确信不疑，故而已经将他放掉。”
我道：“那末你此刻可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追缉那个董团长？”
霍桑皱眉道：“我实在没有方法。我早已说过，我在这案子上已经失败了。请你原谅，另再催逼我。”
失败是霍桑难得承认的。这一次他当真是失败了吗？
可是我听他的口气，这还像是托词—是一种对于我的质问的防御性的托词。有什么办法呢？我自然只有采取迂回策略，从另一角度进攻了。
我问道：“霍桑，在发案那天的晚上，你不是在尸体旁的水泥径侧边拾起半块碎砖吗？”
他点点头。“是。”
“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
“晤，有些用——”他顿住了，皱皱眉。“包朗，我老实说，这件事我委实没有把握，我准备放弃了。你不必再打扰我。”
迂回也受了阻碍，我自然非常失望。但霍桑的防线既然筑得这样坚密，我也再没法可施。
隔了一天，报纸上忽然发出一段悬赏广告。
广告内容略谓本月二十四日晚上，有一个穿黄色大衣，戴花呢鸭舌帽的人，曾到新生路一百四十一号屋子里去行凶，事后潜逃出外，迄无下落。如果有人知道他的踪迹，出首报告，因而拿获，定有重赏云云。
广告是警署里登的，显见霍桑果真已谢绝不干，因而才推疑到这个不知谁何的人，又登出这种百无一效的无聊广告。照此看来，这件案子大概要变为悬而不决的疑案了。
一个星期的时光又无影无踪地溜走了，王得魁的血案的结局仍旧杏无消息。到了第二星期，那悬赏的广告也不见了；凶手的下落更似石沉大海。
扫兴吗？自然。可是情势如此，我也无能为力，只准备索性把这案子归入我的日记中的没结果的悬案页中去。
三星期后，我对于这案子逐渐淡忘了，忽而霍桑打电话来，叫我立刻就去。电话很简单，并不说明事由，我不知道是否就为着王得魁的被杀案子已有结果；或是他早先进行的那件血刀案有了新的发展。但是霍桑的招致，我是惯例地不敢怠慢的。
我到达他的寓所时，时间是午后三时，忽见施桂抢步走出来迎接我。
他低声说：“包先生，霍先生说，请你在外面等一等。里面正在谈话呢？”
我在办事室外面站住，正要向施桂询问，霍桑和哪一个人谈话。施桂忽像故意规避似地走到了后面去。奇怪！这又是什么意思？
一阵沙沙的异声，突然接触我的耳膜。什么声音？从那里发生？接着一个女子的声音说话了。
“霍先生，你既然知道得这么详细，我也用不着瞒你了。是的，你说得对，他实在是我杀死的。但你可知道我为了什么杀死他？”
语声略略停顿。我感到十二分惊奇。那女子的声音是从办事室出来的，虽很低弱，我听得出像是王得魁的妻子。伊所说的“他”，不就是指王得魁吗？那末王得魁竟是他妻子杀死的？怪事！
我听得霍桑的声音接下去。
“这就是我要请你说明白的。你为什么谋死你的丈夫？”
“不，他不是我的丈夫。我是给他强占的！他起初把我当玩物看，后来又把我做奴隶！我本来姓沈，从小也念过书。我的丈夫叫沈铭三，是做教员的，不幸早死了，我一直守着寡。去年军阀们为了夺地盘，互相打起来。我和我的婆婆没力量逃难，故而强盗般的驻兵一到，我便受辱了。那个污辱我的，就是这可杀的王得魁！”
声音很凄惋，又含着愤慨。语声停一停，又是一阵沙沙沙。我虽充满着疑惑惊讶，但仍平心静气地倾听，不敢移动一步，也不愿漏一句话。
妇人的声音又继续下去。
“霍先生，你知道军阀们在混战的时候，真是无法无天！那如狼似虎的兵正象一群猛兽！小百姓的性命财产一任布置，妇女们受辱的也不止我一个，说出来叫人心痛。我受辱以后，一时死不得，也只得吞声偷活。
“不多几时，他们败退下去了，地方才略见安静。我们婆媳俩才得透一口气。那知几星期后，王得魁忽又到我家里来。那时候他穿得很阔，完全换了一副面目。他取出一卷钞票，几只金戒指，向我的婆婆手中一塞，说要娶我做妻子，这就算是聘金。我婆婆不答应，说我们情愿做苦工活命，不愿意分开。可是这有什么用？我正从后门里逃出去，他忽而摸出手枪追住我，强迫我马上走。我拗不过他，没奈何，跟他到了上海。他就领我到新生路的屋子里去。
“他起先用软语劝我，又拿许多奇怪的衣服首饰给我穿戴。他说他已经发了横财，不再吃粮当兵，叫我别三心两意。我心里虽恨他，但是孤零零的一个女人，当然不能和他抗。
“过了几时，他的恶相露出来了，常常骂我不会服伺。他晚上回家，我又打盹不等他，他就用皮鞭揍！哎哟！霍先生，我怎么受得住呢？因此，我存了拼死的心，打算找一个复仇的机会。”
沙沙声又接替了语声，再来一个顿挫。故事很凄楚。
我对于凶案的动机已经有一个轮廓。一霎那间，故事又接下去。
“在我动手的十多天以前，我的机会来了。原来他喜欢喝酒，每次喝醉了回来，常常做恶梦，梦中会跳起来乱喊。有一天夜里，他大声喊叫，我听得清楚。‘董团长，别装腔！我老魁不怕你！’好像有个姓董的人要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