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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在二十世纪末养尊处优的日子，可以说完全靠着向全世界举债得来。在这种机制下，早培养了各种“打手”、各式“文胆”为主子“护法”。唯独东方各国饱经战乱，早有另一种应变措施－－把钞票换成黄金，再把黄金埋藏在牀下。
这种方式，对以美元为货币基础的欧美国家是一大威胁。因为当黄金流通量大时，其价值就相对降低，美金变成强势。若黄金都埋在牀下，黄金少，纸币多，美金就成为弱势。以还债的立场来看，债台相对增高了。
当然，自从有了银行机制，人们已不再埋藏黄金，而是存入银行中。实质上两者分别不大，只不过银行用相对的黄金担保。若一个国家也如此，人民争相储蓄，以外汇存底，那种力量相当可怕。
以公元二○○○年为例，中国的外汇存底为一六○○亿美金，日本一三○○亿，香港一○七五亿，台湾一○六七亿，包办了世界前四位，而全部中国人总和就将近四千亿。换句话说，这些都是美国帐面上的国债。
对日本，美国的手法是刚柔并济；对台湾，则是以销售武器为交换；香港是自由港，只要钱进钱出不后于人就可以了。真正可怕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不过二十年，国民生产毛额却连续平均增长九．七％。
在大哥卧榻之侧，有谁愿见另一头睡狮醒来呢？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她沉睡了很久，在西方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多方侵略围堵之下，几乎要与其他三个文明同一命运。但是中国挣扎着、睁开了眼睛，这就面临了游戏规则的铁律，要重新洗牌了。霸主是不能下台的，至少想做霸主的人，会使出各种招数，硬是占着位子不放。
一九九七年，由于亚洲诸国的金融体系只能应付小额流量，在对冲基金的逆向操作下，堤防溃决了。首先是韩国，由国际避险基金出面，贷款三百亿美金，强迫其改变金融结构。接着蔓延到泰国及东南亚各国，没有一个国家禁受得住这股洪流的冲击，经济一一崩溃，币值大贬。危机波及香港、俄国及中南美洲，最后延伸到墨西哥，连美国也饱受威胁，涉及的金额高达数千亿美元。
在经济理论上，每一个经济循环都有一定的周期，据统计，以往是十年左右。因为经济的市场基础在于资源、生产与消费（与经济发展有所不同，经济发展的三大基因是劳动力、资源技术、资金及市场），当正向发展到达一定程度，资金充沛、生产过剩，就一定导致消费减缓。这三个环节若窒碍不通，经济就出现萧条的征候。
美国在八○至九○年代，因生产力不敌日本，国内失业率大增。克林顿总统上台后，决定开放网络，并与风险投资挂钩。此举使得数十万名高科技失业人员，转而投向网络市场，开启了电子经济这一崭新行业。藉此消化了前一循环中积累的存货压力，又在资金充裕的环境下，创造了一波新的生产力，故能维持连续不堕的经济高成长荣景。
美国国力雄厚，资金流量高达万亿，足够承受各种波涛。但是国际对冲基金却因错估形势，在香港及俄国各损失了数百亿美元，从此一蹷不振，连带国际避险基金也被迫宣布关门。这场惨烈的金融战役，表面上看来，对冲基金投机失败了。实质上，这却是一场经济殖民的前哨战，对冲基金不过是马前卒而已。
这事源于一九九八年，香港回归后的第一年，国际金融骇客索罗斯认定有利可图，下手偷袭。索罗斯是一对冲基金的负责人，拥有数千亿的流动资金，专事套取市场波动的差额。手法凶狠，国际知名，是世界村的拥护者。但矛盾的是，他认为自由经济行不通，为了求证，便以自由经济的机制，进行扰乱金融市场之实。
索罗斯早有预谋，趁着港人大批外流之际，他先暗中大量收购廉价股票，然后在九八年将数以百亿的美金汇入香港。根据供需原理，港币应该升值。届时他再抛售股票，买进廉价的美金，如此便达到对冲的双闸营利目的。
万一行不通，在他全面抛售股票之际，由于有钱的投资者走光了，市井小民进场能力有限，空堆着满街黄金，无福消受。香港的恒生指数将无量下跌，等到跌破净值，他便大肆收购，把香港的金母鸡据为己有。
再若人们对港币丧失信心，人人抢购美金，港币便难逃贬值的噩运，这时，索罗斯也可以在汇市中赚回预期的利润。这是一着万无一失的战术，股市、汇市已分别设下陷阱，香港民众数十年来的血汗钱，必将成为他的囊中物。
他所未料及的是，中国不能容许香港回归一年便遭劫掠，决定以国家及香港共约两千多亿的存底保证，放手与投机客一搏。于是，香港成立了一个怡富基金，专事收购低价股票。并由汇丰银行挺住汇市，随时进场干预，坚决与美金挂钩。
这一来，索罗斯所买的香港股票，高价收进，低价沽出，全落到怡富基金帐下。而港币与美金挂钩的结果，波动差值极其有限，索罗斯白白送了三百亿美金的大礼。这场战役证明了，有人口中喊着世界村，骨子里是想做村长。
一九九九年正是美国网络经济的最顶峰，所有挂上网络概念的股票，在市场上都炙手可热，其本益比有的高达千倍之多。换句话说，仅值一元的股票，可以炒到一、两千元！一时之间，人人放下正事不做，大家一窝蜂的追风逐浪。
也有些外国基金很有眼光，他们看准中国几十年来，不论多么困难，却一直信守国际承诺。所以趁着金融危机已经化解，即将融入世界贸易组织之际，大举进驻香港，使香港维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东方明珠光耀不堕。
自一九七○年以来，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呼声下，世界贸易量以五％－－十二％增长，到一九九○年，却下降至一．二％；拉丁美洲出口由一九五○年的五．六％降至四．九％；中国则由微不足道之值突增至一九九九年的十四％。
此外，根据联合国公布的资料，显示出全球最富与最穷的国家中，前五分之一富者与后五分之一穷者的差距，由六○年代的三○：一，到一九九五年，变成了七四：一。
一九九八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组织报告进一步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世界上最富有的三个人，其财富超过最穷的三十五个国家与其六亿人口收入总和，前二百名富翁竟与全世界百分之四十一人口总所得相等。
这种现象说明了一个事实，人类社会未必是贸易自由化的受惠者。虽然表面上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改善了，但已开发国家才是真正得利者。问题出在后者的心态，当一个原本贫弱的国家崛起时，经常会受到工业大国的排挤，导致民族主义再兴。
民族主义是人性本能的依归与认同，如果不妥善疏导，便会趋向极端。更进一步，由极端变成狂热，狂热中丧失理性，那是先进国家最害怕的洪水猛兽。两次世界大战的肇因，皆源于此。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初，在美国西雅图有十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集会反对ＷＴＯ会议。其中不乏高瞻远瞩的精英，却被官方视为暴力份子，实是浅视之极。但这又怪得了谁？风暴核心中，但见飞砂走石，谁又料想得到社会结构的改变？
这是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科技日新月异，进展神速。而经济竞争激烈，高潮迭起，工业国家领衔冲刺，新兴集团急起直追。政治则风云诡谲，美国独大，欧洲联盟，中国开放，苏联解体。人人看得眼花撩乱，不知未来的走向，更无法想像到，另一个进化的天堑就在眼前！
一九五○年，第一部电脑问世，资讯时代从而降临，被视为人类第三次革命。第一次是指农业革命，人类得以解决食物的供需，因而创立了文化。第二次是工业革命，在能源的释放下，商品生产成为主流，开启了物质文明。这一次是知识的爆炸，古往今来人类所有的经验，都将即时呈现在世人眼前，作一次最后的巡礼。
早在一九九四年，丁一就把他的基金移到香港，他看准了网络市场，打算放手一搏。但在当时，网络只在美国刚刚兴起，东方受到语言的限制，无法应用。香港虽说受英国影响，英语是官方语言，但也只限于官方，七成百姓都难登大雅之堂。
天时、地利、人和是事业成功的三大基础，天时及地利已经掌握住了，所差的只是人和。丁一早有准备，在世界各地物色了各种专才。只是他的条件太高，既要人有能力，又要无私无己，可以说是要马儿跑得快，又能不吃草。
香港的海鲜举世闻名，有一家虾蟹居，更是蜚声遐迩。一天中午，丁一带了约瑟夫和庄重，三人专程到虾蟹居进餐。
这时店中已是人山人海，没有订位的，必须排队等候。
约瑟夫最不喜欢等待，说：“师父，换一家吧，人太多了。”
丁一说：“急什么？既来之，则安之。”
这时，有两个醉汉为了抢付帐，竟争吵起来。拉拉扯扯中，一人身上的钱包掉在地上，各式大钞散落一地。但两人一无所知，还继续相持难下。
旁边一桌有三位客人，其中两位连忙弯身捡拾。另一位大汉身材壮硕，脸色红润，气势威猛，沉声说：“不要动！”
两人只好稳坐不动，红脸汉子便召来侍者，说：“这是那位客人掉下来的钱包，你好好看着，不许别人动它！”
侍者说：“我先捡起来再说。”
汉子说：“不可以，万一他说少了一百块，你赔吗？”
等他们吵完，发现钱包失踪了，侍者才当着他的面，把钞票一张一张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