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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洋听到母亲这么说朱莎，脸有些发烧。没办法，谎话既然已经开了头就只有继续编下去了。
父亲软了下来，但口气还是硬梆梆地：“小小年纪不知道好好读书，就知道搞这些花花肠子，还要老子来善后。还敢威胁我。”
李洋又要开口，母亲赶快发挥长袖善舞的本事不着痕迹地接过去：“他也没让你善什么后，不就是让你帮个忙吗？你帮了不就得了？楼下老王的儿子高中还没毕业就领回来个小姑娘在家住着，人家老王不是也没废话吗？再说，儿子也没干出什么出格的事，你瞎嚷嚷什么？”
这么一比较，父亲顿时心里又好受点了。在李洋的软磨硬泡和太太的威逼利诱下，李洋的父亲最终还是屈服了，答应尽可能地提供一切帮助。李洋不乐意，嘟囔着还准备追上去要父亲保证一定帮朱莎把这官司打赢，母亲赶快拉住了他，让他见好就收。
李洋不干了，母亲用一个指头点着他的头悄悄说：“你爸那个人我还不了解？只要他答应的事，十有八九会成功。你还追上去要他给你什么保证，不是找死吗？回头他牛脾气发作了，你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傻儿子！”
母亲是县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察言观色的本事最厉害，母亲既这样说，李洋也就信了，回头又对母亲说：“妈，明天那个女孩来了，你们谁也不许提我们的关系，她脸皮薄，回头把她吓跑了，我就一辈子打光棍了！”就这样放肆的要求，母亲也答应了。于是才有了朱莎这次和李洋父亲的见面。
李洋在促成了这次见面之后心满意足地踏上了北上的列车去保定了。他走了之后没多久，在重重煎熬中，朱莎终于等到了开庭的日子。后面因为有了李洋父亲的很多帮助，朱莎才能顺利地坚持下去。
李洋的父亲叮嘱她在开庭前一定要保存好证据，做好证人的思想工作。根据他的经验，在农村，即使富有正义感，也很少有人会出面去给朱莎作这个证。因为给一方作证势必要得罪另一方，而且得罪的还是在当地势力极大的一方，这在农村是非常忌讳的事。他让朱莎千万不要大意，否则案件会变得更复杂，审理的过程也会拖得很长。李洋的父亲就亲自办理过一个这样的案子，原告花了三年时间才打赢了这场官司，几乎付出了倾家荡产的代价。鉴于朱家目前的状况，他建议朱莎做好充分准备之后，速战速决。
朱莎被他说得悚然一惊，原本自信满满的心顿时变得焦虑起来。事故发生的当天，有很多人在场，既有在场上打麻将的，也有在场边围观的，大家基本上都亲眼目睹了朱莎母亲的死亡过程，都可以作为人证。但当朱莎带着弟弟挨家挨户地去请求他们出面作证的时候，大家都面有难色，几乎没有人愿意出庭。
朱莎和朱虎在家急得团团转，眼看开庭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现在却节外生枝。朱莎也一筹莫展了，烦躁得恨不得揪光自己的头发。
李洋的父亲的电话又到了，朱莎在二婶家接电话的时候，事情还没说完，急得都要哭了。时间间隔得太久，朱莎已经没办法再申请鉴定，所以找到证人和证物就是这个案子的关键。
李洋的父亲听了情况倒是没有太着急，他提醒朱莎，不可能所有人都会怕王家人，将所有在场的证人过滤一遍，找那些跟王姓一系曾有过矛盾的人，利用他们的同情心，只要能达到目的，下跪、痛哭都可以用上。
姜还是老的辣。朱莎茅塞顿开，和父亲细细筛选了一遍那天在场的人，确定了两个重点目标根叔和发叔，他们一个和王家人争过宅基地，一个和王家人争过马路边上门脸房的买卖权，不但都曾经为此大打出手过，而且也都争输了，王姓一系的那几个要人在其中暗地里起了不少作用，所以他们和王家人的矛盾可以说很深。
于是到了晚上，朱莎带着弟弟摸黑到了这两家，见门就跪下，未语泪先流，把正在吃饭的两家人吓得半死，赶紧要拉他们起来。姐弟俩长跪不起，痛哭流涕，哀求两位叔叔辈的长辈要给自己作主，替朱家出庭作证，将庸医王春生绳之以法，否则在地下的母亲死不瞑目。
两家人都是亲眼见过朱莎母亲死后，朱家姐弟俩哭得死去活来的惨状的，也知道因为告状，朱老师被文教组清退，也当不成老师了，这些都是王春生背后下的黑手。两位叔叔还没有说话，婶婶已经心软得跟着一起哭，一边哭一边催促：“死人，还等什么？赶快答应啊！这么可怜，没妈的日子可怎么办哟！”两位叔叔于是点头答应出庭，朱莎和弟弟感激涕零，又连连磕了几个头后才离开。
由于有了证人和证物，再加上李洋父亲的过问，法院开庭后，根据国务院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的规定，认定王春生所造成的事故为一级医疗事故，根据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判处王春生有期徒刑两年，一次性经济赔偿两万八千元。
王春生被捕以后，王家人拒不执行审判中规定的赔偿，于是，李洋父亲又教朱莎申请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那天，万人空巷，很多人心里都产生了同一个想法：“朱家的这个女儿不简单。”
注：1987年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中对赔偿数目规定得比较少，而且也没有明确造成一级医疗事故的直接责任人的具体刑期。
第11章
乡里妹子进城来
带着母亲留下的浅灰绿的皮箱和父亲给她的三千五百块钱，朱莎独自一人挤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大姑的大女儿美玉在市里的一家饭店做服务员，她是朱莎的大表姐，又是唯一一个在市里上班的人，于是买火车票的事就交给了她。
父亲已经仔细研究过朱莎的《入学须知》，知道只要拿着录取通知书去火车站就可以买到半价火车票，但当他把录取通知书辗转交到大表姐手里时，还是忧心忡忡，生怕出现意外，为此他在电话里反复叮嘱美玉，让她千万千万不要把通知书搞丢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话的语气郑重得好像不是在托人买火车票，而是在交付朱莎的终身。
买票的事定好之后，父亲又拿出三百块钱叫朱莎去县里买个皮箱，挑两身好点的衣裳，特别是棉袄，一定要买件厚的，能保暖的，他听说北方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没有厚棉袄想必会很难熬。
父亲想得很长远，但朱莎不肯去，说是皮箱用母亲留下的那一只就很好，厚棉袄也早就有了，美玉表姐送了她一件，样子也不难看，还很新，其他的衣服也不用买，自己都有，带上就行了。一边说着，朱莎一边踩着凳子去拿柜子顶上放着的那只灰绿色的皮箱，把里面的东西腾出来，然后把自己收拾好的东西放进去。
那只皮箱是二十年前母亲的陪嫁之一，论年头比朱莎的年龄还要大，当时虽然是最流行的款式，但过了这么多年早就老旧不堪，箱子侧边的两个金属弹簧扣锁也早就坏掉了一个，怎么扣也扣不上了，只能在一旁歪歪斜斜地答拉着，实在有碍观瞻，朱莎叫朱虎修了几次都修不好，索性让他拿着螺丝刀把这个扣锁撬开卸了下来。皮箱里只装着几件简单的家常衣服和一件大红的棉袄，另外就是一些毛巾、牙刷、香皂、面霜等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棉袄因为是折叠着的，看不出到底好不好，只从外表上看，似乎还有八成新。
父亲盯着那堆东西发了一会儿呆，然后一反常态，执意要朱莎再去买几件新衣服和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镇上别的女孩子有的东西朱莎也得有。父亲的态度无比的认真和执拗。但朱莎不想去，虽然在强制执行的当天王家就送来了一万六千块钱的赔偿，但只要想到这是朱莎母亲用生命换来的钱，三个人就内心隐痛，谁也不忍心将它花掉。
一万六只是赔偿的一部分，但李洋的父亲告诉朱莎，并不是申请了强制执行就能拿到所有的赔偿款，王春生已经入狱，看王家目前的情况，一时半会儿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了，再执行下去难度很大，而朱家还要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也不宜将矛盾过分激化。所以，他的意思是拿到一点算一点，其他的以后再说。
朱家姐弟只要能将罪魁祸首送去坐牢就已经满足了心愿，至于赔偿，他们并没有想太多，毕竟，不论王家陪多少钱都已经换不回朱莎母亲的性命，又何必非要让他们倾家荡产呢？关键时刻，朱莎父亲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理论又一次发挥了作用。
一万六的赔偿款送到父亲手里时，还要扣除诉讼和强制执行费等杂七杂八的费用，只剩下了一万三千多块。朱家老小面对赔偿，百感交集，父亲当天就带着姐弟俩去了母亲坟上，将法院判决书和强制执行结果烧给地下的朱莎母亲看。时隔两月，父女三人都已经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心里虽还照旧悲伤，但已经不会轻易地流泪大哭了。
父亲照旧坐在坟边一言不发，看着姐弟俩跪在坟前忙碌地摆香烛，烧纸钱，默默地想心事，神情无比的哀伤和忧郁。朱莎看着父亲，内心凄楚。她原先并不清楚父母的感情有多深，总觉得他们像普通的农村夫妻一样，也会为钱和各种琐事吵架，也会互相抱怨和指责，生气了，父亲也会大吼，母亲也会跑回娘家一去就几天不回来，然后父亲也会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再去把她接回来。平淡的生活让朱莎忘了原本父母的结合也是以爱的名义进行的，在当时也是盛传一时的佳话。现在看到父亲这样子，朱莎不禁愧疚自己先前对他的隐约的失望和怨恨。
上完坟回来，吃完了饭，看看时间还早，父亲又旧事重提，让朱莎去买些东西。朱莎的弟弟朱虎已经考上了高中，未来还有三年要用钱的日子，而父亲已经失去了工作，只要一想到这些，朱莎就无论如何也不肯再在自己身上花钱，她想尽可能地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