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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大家11月24日凌晨2点见到陆军总长发给‘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电报。电报说他已说服了希特勒必须放弃斯大林格勒，这样大家感到松了一口气。蔡茨勒将军告知，11月24日早晨将下达从包围圈撤出第6集团军的命令。
集团军群指挥部立即通过电台将这个消息通知了第6集团军。集团军指挥部回答说，11月25日拂晓，集团军在顿河以东的右翼向西南进发，并在上奇尔斯卡亚地域强渡顿河。
1942年11月24日早晨，‘B’集团军群指挥部并没有盼到陆军总部的电报。上午10时许，集团军群参谋长佐登施泰恩要通了陆军总长的电话，答复是，集团军群还要再等一等。佐登施泰恩据简短谈话中蔡茨勒的声调推断，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即在希特勒与蔡茨勒将军之间，看来又出现了分歧。因而，对允许撤出包围困的命令还要等下去”。
11月24早晨，空军指挥部报告论德国空军将通过空运保障被围部队的补给。根据这个报告，统帅部（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最后同意第6集团军仍坚持在包围圈里，直到从外面解除封锁为止。希待勒基于这个结论，推翻了他六个小时前定下的放弃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在随后发出的电报中，希特勒宣称：“第6集团军被俄国人包围只是暂时的。我决定把第6集团军集结在北郊、科特卢班、137高地、135高地、马里诺夫卡、齐迈科、市郊。集团军可以相信，我将竭尽全力搞好集团军的补给并及时解除对它的封锁……”
在希特勒的前将军们看来，就是这个决定毁掉了被包围集团。
我认为，没有必要从纯军事角度分析希待勒的上述电报，因这是专门研究部门的课题。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上面那些推理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推理涉及到希特勒的“不可挽救的”错误和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在解救被围的斯大林格勒集团的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的原因）。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德尔、蒂佩尔斯希之流的军事历史学家们不顾实事，过分夸大了德国将军们分歧的作用和性质（这些分歧表现在第6集团军被围之后可能采取的行动上）。保卢斯在回忆录里写道，“第6集团军指挥部1942年11月21日关于将其撤往顿河的紧急建议，得到了‘B’集团军群指挥部的赞同。对于‘B’集团军群指挥部是以什么方式坚持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报告这一观点的，我自然一无所知；正如我不知道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和‘B’集团军群指挥部这两级，根据什么寄希望于恢复战线和解除对斯大林格勒集团的封锁上一样”。尽管保卢斯三次建议第6集团军放弃伏尔加河一线，但同时他自己也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具备了制定解除封锁和重建前线的战役计划的先决条件”。主要问题在于，无论是保卢斯还是“B”集团军群指挥部，都完全赞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观点——把伏尔加河前线看作是制定继续进行战争的作战计划的基础。
这么说来，对于希特勒发布的关于不借任何代价保住伏尔加河战线的命令，除了希特勒本人外，拥护这个命令的大有人在。需要更加客观地看待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这一决定，绝不能象西德反动的历史文献那样违反客观事实。首先，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仅仅做出实施放弃斯大林格勒和让第6集团军突围出去的决定就够了吗？敌人不仅陷入重围，而且被激烈的战斗钳制在斯大林格勒街头及其周围地区。敌人在突围之前，需要摆脱苏军，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是一个决定所能左右的。
苏联最高统帅部和战斗在斯大林格勒的各方面军首长，为遏止敌人实现其企图，采取了各种切实可行的措施。在11月24日至30日这段时间里，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不大的地区内，围困敌斯大林格勒集团的苏军部队巩固了合围的对内正面，新的苏军部队正开往奇尔河和阿克塞河的对外正面。这些部队的力量不断得到加强，其任务是粉碎敌人突围的企图。显然，连保卢斯本人都怀疑，靠冲出包围圈的办法能不能解救被围的德军集团。就是这个蒂佩尔斯希，也曾顺便提到：在德军发动进攻，企图从外面突破包围时，保卢斯未下达从里面突围的命令。这不仅表明，这没有拿定注意要违抗希特勒签署的要第6集团军“留在原地不动”的命令；而且表明，连保卢斯本人“也怀疑未必能冲出包围困，救出第6集团军的大部兵力，因为这要穿越很长一段距离”。但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即只要放弃斯大林格勒地区，就会使“A”集团军群的处境急剧恶化。
无论希特勒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将保卢斯的部队留在斯大林格勒，等其他部队解救他们，还是让第6集团军突围，这些都决定不了第6集团军的命运。当时，苏德战场的兵力对比已变得对苏军有利，苏军已具备了对不自量力的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的全部切实可行的先决条件。
1942年深秋初冬，苏德战场上的形势己不象1941年至1942年夏的战局时那样对德军有利了。因此，德国武装部队员高统帅部1942年11月定下的、坚持实现其战略目标和坚守斯大林格勒的决心，已经不能给法西斯德军带来那怕是暂时的胜利。等待法西斯的不是胜利，而是灭顶之灾，这已是不可避免的规律。这种结局或近似这种结局，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在德军统帅部机关做出的其他决定上。当然，不能用宿命论的观点来理解问题，但完全可以用来谈论希特勒和陆军总部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招致了法西斯德军的种种败绩。无须讳言，苏军统帅机关也犯过一定错误，战争初期尤其如此。不过，整个战争进程和最后结局表明，苏联的战略和军事艺术比希特勒德国高明很多。法西斯德国在战略上出现的漏洞，对苏联实力估计不足，以及它的冒险本质，这些都是它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残败的主要原因。如果说希特勒的前将军们和反动的战史学家们，不清楚这次失败的真正原因，那只能表明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历史教训。
在西德的历史学家中，也不乏这样的人，认为希特勒的个别失误绝不是导致苏德战场的局势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
比如，X·沙伊贝特就写道：“于是，俄国人有了三种可能性，a）将德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地区；b）向罗斯托夫突击，分割顿河大弯曲部、斯大林格勒城下和顿河以南的德军；c）向下第聂伯河直流部方向发动突击，包围东线南翼的全部德军。
这三种情况谈的都是粉碎德国盟军弱小兵力的问题。
第三种情况可能孕育着极大的成功，但作为初步目标，这是俄国人在人力物力上所不及的。第一种可能成为现实，不用冒什么风险就能赢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原因是德军统帅部由于预备队不够，只好将战线相邻地段空出来，去填补德军战线上出现的那些缺口。
在实施上面谈到的第一种情况时，就会接二连三地或同时出现一个个有利条件，使其他两种可能成为现实”。
这样一来沙伊贝特就等于承认，德方没有现实的可能把红军统帅部在斯大林格勒大反攻期间取得的成果限止于局部地区。与此同时，苏方的回旋余地却很大，可以采取战役战略措施给德军以重创。虽然沙伊贝特对这些结论的日期做了相反的解释，实际上这些结论做的是有点晚了。他写道：。这些结论不是战后得出的，当时德军的各级负有重大责任的指挥机构都在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取得希特勒的谅解。希特勒看出了当时的形势，但他不相信俄国人的进攻能力，因此对大家的警告根本不予理会。他认为，即然俄国人本来就没有掌握多少兵力，那他们对斯大林格勒展开反攻只能是飞蛾扑火。
在希特勒看来，只要打胜了斯大林格勒这一仗，就能摆脱各种危机。有关敌军在易受威胁的翼侧重新调动兵力和集结的情报，希特勒不是认为是夸大其辞，就是认为是错误百出。未了，只有一点总算争取到了，即希特勒同意调动拥有新式装备的坦克第6师。该师应从法国调往米列罗沃地区，部署在意大利第8集团军的后面，接替调往意大利第3集团军后方地域的坦克第22师”。
如上所述，在斯大林格勒集团被包围之后，法西斯德军统帅部马上采取措施，以便恢复斯大林格勒的态势。
经过一番周折之后，敌人挡住了苏军在合围对外正面斯大林格勒西南和西面发动的进攻。在苏军打击下，溃退到奇尔河一带的罗马尼亚王国第3集团军暂时停止后退。敌人在奇尔河口和韦申斯卡亚站（基本上沿着奇尔河的走向）地区之间的顿河弯曲部实施防御。除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以外，集结在这里的还有几个仓促编成的德军作战集群（每个集群达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随后赶到这个地域的还有精锐的步兵第17军。该军在杜博夫斯科耶地区沿奇尔河和克里瓦亚河占领了防御阵地。在合围战役中被击溃的德军坦克第18军（作为预备队部署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后面）残部占领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步兵第17军之间的间隙地。这样一来，德军就在奇尔河一带、离斯大林格勒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一条新的防线。敌人在某种程度上还巩固了合围地域的态势。
B·亚当对奇尔河附近的托尔莫辛地域的形势作过描述。他当时曾指挥恢复这一带的防御阵地。从11月22日晚上开始，当大家陆续知道了德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消息。亚当对事态的发展作了如下描述：
“电话铃又响了。‘B’集团军群司令部作战处处长维特尔上校询问了奇尔河下游的情况。我还从他那里打听到，上奇尔斯卡亚地区和莫罗佐夫斯克以东连一个德国士兵也没有了，这简直太不妙了。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建议从会集到这儿的士兵中组织作战集群，保住下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