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前，大寨仅有树一万余株，其中果树一千余株。1963年，周恩来特别指示大寨要多种果树，走综合治山的道路。于是大寨加强了对林业生产的力度。几年内，绿化荒山300余亩，植树10多万株，其中果树4万多株，平均每人200多株。十多年前光秃秃的虎头山，如今被一片葱绿覆盖了。七沟八梁一面坡上长起了成片林木，有苹果、葡萄、梨、桃……酸枣树上嫁接的大红枣，结满了累累的果实。现在每年光是各种干鲜果品，收入就相当可观。
当周恩来站在虎头山上看见座座荒山披上了绿装，心中充满了喜悦。他说：“要是把所有山头，都植上树木，该多好哇！”并嘱咐说：“要多种树，发展林业，水果树、干果树、木材树都要种。”还鼓励大寨的同志，把山上的酸枣树嫁接成大红枣树。
1973年周恩来第三次来大寨时，虎头山上已有成片的梨树、苹果树和松柏林，近村周围栽满了桃树和葡萄，山坡梯田里长着株株核桃树，田边地角的酸枣树都嫁接了大枣。周恩来满心欢喜。特别是听说酸枣树嫁接的大枣树，已经结了不少果实，他高兴地笑出了声。
看看虎头山变成了花果山，尝着蜜甜的新鲜水果，大寨人不得不佩服周总理的远见卓识，大寨的林业也包含着总理的心血！
大寨是个山区，地面没有河流，地下水位很低。集体化前地里蓄不住水，抗不了旱，遇到旱天，连吃水都困难。集体化后，大寨人治山治坡，抓土抓水，建造了能蓄水保墒的“海绵田”。1964年，大寨又打了一口深井，11口旱井，除了供给全村吃用以外，还可以用来沤肥。
这次，周恩来来大寨视察时，十分关怀大寨的水利建设。他专门到水井旁，看了新修不久的小水泵房。他仔细地询问：这个井有多深？水量有多大？机器马力有多大？陈永贵回答了这三个问题以后，接着说：水够人吃了，还能解决一些沤肥用水。
中午，在欢迎贵宾的饭桌上，周恩来又谈到了水利问题，他突然问大寨党支部的同志：“天不下雨怎么办？”周恩来不等他们回答，又发问道：“三年大旱怎么办？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事情嘛！要想办法彻底解决水源问题。”
支部的同志被问住了。他们不能不惊叹周恩来考虑问题是这样周到、长远！
在这以后，大寨人把周恩来的这句发问永远记在了心上。1976年，大寨大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援下，奋战50多天，建成了一条全长14华里的“军民渠”，把昔阳县郭庄水库的水引到了虎头山。军民并肩战斗，又在虎头山上修起了一个可以蓄水34000担的“支农池”。以后大寨人又相继建成了5个蓄水池，总共可以蓄水8万担，起到了又防洪又抗旱的作用。
1972年，大寨遭受百年不遇的旱灾，从种到收没有落过透雨。这场大旱真的连续了三年。“天大旱，人大干”，大寨人民在大旱面前干得非常出色，战胜了三年大旱，夺得了没有见过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周恩来第一次视察大寨，一进村，他就问头一任铁姑娘队长赵素兰，去年做了多少个劳动日。素兰子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亲切鼓励说：“好，好，要好好学习，要好好劳动。”
那天，周恩来又到了素兰子家，坐在小板凳上，跟素兰子爹赵怀利唠起来。总理问：“你今年多大岁数？身体好吗？”
怀利开头跟总理说话心有点跳，拘束地说：“好，很好，我今年六十四。”
周恩来笑着问：“你看我多大岁数？”
怀利见总理这么近乎，也不感到拘束了，认真地端详了总理慈祥的面容说：“有五十来岁吧！”
周恩来笑得仰起了身子，伸出三个指头说：“我比你还大三岁呢！在座的人，除了我岁数大，就数你了，咱们可都得抓紧时间干社会主义噢！”
周恩来的视察就要结束了，大寨人发现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这样平易近人，很快就跟他熟悉了，就像家里人一样。当周恩来离开大寨时，全村老少都到村外广场送行，看着总理远去的背影，不少人流下眼泪。
第四章
心里装着百姓苦（1）
周恩来不是“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秘书发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许多。
从1957年起，神州大地开始发生政治大“地震”，先把五十多万人打成“右派”。到1958年，一曲共产主义“狂想曲”，把一辈子受苦受穷的人民都鼓动了起来，梦想着早日走进粮食成山，食油成河，钞票作废的“神仙乐园”。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从土疙瘩里升
了天。毛泽东看到这一个个激动人心的“卫星”，由衷地高兴。他多么希望他的人民幸福富裕，一夜之间摆脱贫穷走进共产主义！“浮夸风”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目光紧紧吸在“卫星”的表层。在中南海肯定和赞许声中，一系列的“大”出现了：大办农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食堂……好像没有一个“大”字打头，就失去了人定胜天的力量。
周恩来不是三年“大跃进”中的得志者，却是“大跃进”后的苦行者。他在这场热闹非凡的大运动中，一直处在挨批评的地位，这是他漫长的政治生涯里少有的长时间的失意。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示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观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
“你要是糊弄我们，总理，再过两三年，你也会饿死的。”来到伯延调查的周恩来没有想到一个农民的话这么尖锐并充满了哲理。
到了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直言批评“大跃进”时，毛泽东又重提周恩来“反冒进”之事，使他无法回到以前的观点上。毛泽东说：“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上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不过是没有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了。如恩来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
对周恩来的批评因为出现了彭德怀事件而转移了。但是，周恩来心里受压抑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整整三年，他都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保守派。
然而没有多久，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大跃进”不是把农民们带进“共产主义天堂”，而是被送上客观经济规律的审判台。冒进后的问题“兵败如山倒”似的滚滚涌来。几乎一夜之间，宣传家们用最美的词句描绘的前景像海市蜃楼般地不见了。外债、饥饿像瘟疫一样在全国蔓延，农村首当其冲。
当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患病、死亡的报告摆到了共和国的领导者面前时，他们痛心得流泪了，这才发现急于改变贫穷，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是那样地不切实际。
为了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尤其是对农业生产的恢复，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副重担自然又落在了共和国总管家周恩来的身上。
调整从哪里入手？还是从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入手。而要调整农业，又首先必须从调整对农村的基本政策入手。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研究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沉重地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
为了彻底摸清国民经济状况，做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真正把政策调整落到实处，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说：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搞个实事求是的一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来到了伯延村实地调查，重点是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此前，周恩来早已派出了他的“先头部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率一个工作组在伯延调查，事先也得知伯延的一些情况。
这一次，邓颖超也带病和周恩来一同下去。总理一般出访不和夫人同行，一方面因为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涉及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身体不好，患了严重的胃病。这次到河北，邓颖超的病情好了一点，总理有意让她出来换换环境，顺便做一些调查研究。但是总理在农村召开会议时，邓颖超一般都坐在外围的地方，她只能带耳朵听而不能带嘴讲话。以前总理曾说过，夫人有时出面讲话，别人会当是我这个总理讲话，这样不利于工作。
这一次摄影记者杜修贤也随同采访，以前他跟随总理出访，看惯了总理一尘不染的笔挺衣着和潇洒的风度。这次出发时猛一看总理下农村的装束，觉得好笑：一身棉布质的灰色中山装，既不挺括也不合身，皱巴巴的；热了，干脆敞开怀，一手抓住衣襟当扇子，呼啦呼啦地扇了起来。尽管外表如此“土”，却掩盖不住周恩来的儒雅之气。只是眉宇间挂着的一丝忧虑，让随行的人们感到，这次下乡对于总理来说并不是一桩轻松的事。
1961年5月3日，周恩来一行来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公社，住在部队的营房里，早晚回营房吃饭，中午就在视察的伯延村就餐。
伯延是个公社，有十多个自然村落，人口27 000人，办公共食堂比较早。现在，受灾面大，饥荒严重。周恩来这次到农村是带着考察题目来的，主要有三点：食堂、供给制、包工包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