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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卢兹：法国地名。
4点左右，我慢慢地离开了卢森堡公园，脑袋里翻来覆去在想些事情，心里非常沉重。我喜欢这个公园，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公园，可它连最开放的地方都充满秘密。我更爱巴黎了，那种爱近乎沙文主义。我爱它是因为我并不是出生在这里，但我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生活的地方。我被夹在摩洛哥和比利时之间，但我并不感到痛苦，我属于我所献身的国家。巴黎是法国内部的另一个国家。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巨大的活力，决心不辱我的职责，勇敢地与精神混乱作斗争。我夸大了在主宫医院当医生的困难，那毕竟是首都最好的医院之一。
长凳上，有几个轻佻的女人，大腿修长，胸沉甸甸的，正试着跟几个衣着讲究、模样可笑的青年调情。他们拥抱的时候就像在吞牡蛎。当我看见两个小女孩捡起一只断了翅膀的山雀时，我猛然醒悟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费迪南在撒谎。他太可爱了，不想让我担心。他安慰我，所以也隐瞒了什么。一想到这，我立即就天旋地转起来，不得不坐下来。我浑身冒汗，那不仅仅是热的。我擦脸、擦臂，手帕都湿了。这个男人溜了，就像水从手指间漏走一样。前几个月，我还表现得像个难以满足的浪荡女一样，迎合他的幻想，举止轻浮，行为放纵，假装蔑视结婚和持久的婚姻。现在，我疲惫不堪。我生来不是一个接一个换男人的人。这是事实。如果说这种事实不光彩，那也自认倒霉。我的反常之处，在于病理上是正常的。说到底，在爱情上，老一套最糟糕的地方，不正是想避开这种老一套吗？
当费迪南明白我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放荡的性伴侣，而是一个重感情的女人，一个乏味而传统得可怕的女人时，我相信他会离开我的。我敢打赌他会这样做的。但是没有，他改变了策略：他成了一个多情的男人，紧紧地依附我。可以相信，在见到我之前，他遇到的尽是一些无足轻重、没有头脑的女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成了一个信守誓言的人，甚至还提到了结婚，还想收养孩子。这个原先猛烈攻击单婚制的人，现在突然心甘情愿地想结婚成家了！这很可疑。他是真的爱我，还是既想保持独身的自由，又想得到两人世界最好的东西，得到有我存在好处？对说谎的人来说，最糟的是他好不容易说了一句真话，而别人却不把它当一回事。他成功地搅乱了自己的形象，也弄得我糊里糊涂。他不断许诺，又不断忘记，然后又重新许诺。他出尔反尔，弄得我疲惫不堪。我又爱他，又想追查他，最后终于侦查起这个可爱的人来。我梦想像玻璃箱中的昆虫一样刺他。我搜查他的衣物、他的内衣，翻他的口袋。如果他几天不在，他一进门，我便冲上去问他的手，想从他的中指和食指里嗅出女人的气味来。我知道他喜欢女人。我恨自己如此掉价，但我坚持不懈。
我还仔细检查了他的记事本：那是一块物产丰富、取之不尽的田野，一本既要有耐心，又要有智慧才能破译的天书，如同古代的一部手稿。那里面的东西都可能有两重甚至三重意思，任何一个约会都可能隐瞒一场短暂的艳遇或一个情故。蛛丝马迹越积越多：神秘的地址好像故意写得让人难以辨认；匆匆写就的姓氏潦潦草草。那是为了遮人耳目。名字看不出男女，起首字母后面的电话号码写得模糊不清，可以这样读，也可以那样读。我火速与剧院的经纪人和导演联系，每个潦草的电话、地址或姓名都与他们无关。在这种混乱中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我的任务就是借助放大镜和铅笔，把它们理出来。我有时拨一个电话号码，听一听声音，然后又挂掉，感到挺可耻。如果是女人的声音，我便设法推断出她们的模样、年龄和性格。如果对方的声音甜甜的，我便觉得那是淫荡的迹象。我衷心希望她患有头癣。和费迪南在一起，我学会了让抒情的东西与谎言悄悄地达到默契。他既说永远爱我，又说需要无拘无束的独立与自由；既说“我爱你”，又说“我爱我的自由”。我不知所措，不知道他会不会负起责任来，会不会永不变心。我的父亲已经把瞒天过海当作他的基本原则：在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列日城，他养了一个小老婆，时间达15年之久。他跟小老婆生了两个孩子，奔走在两个家之间，而这两个家仅隔几公里，分处默兹河的两岸。我不认识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她们差不多与我同龄，其中的一个，据见过她的人说，与我酷似。我从伪善的父亲想到虚伪的爱情，这两种情况使我对男人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该不该信他们的话。
第二章 小女孩
我对卢森堡公园不予理睬，心情极坏地来到医院。我粗暴地打发走护士，又让一个住院实习医生碰了一鼻子灰，弄得他脸红耳赤。有个记者想调查医生的情况，跟在我后面，我拒绝了他的采访。晚上一开始就很糟糕，我对病人们咄咄逼人，几乎不听他们陈述病情，只知道给他们增加镇静药。天这么热，精神脆弱的都崩溃了，从我开始。有的人喋喋不休，像做噩梦似的。我把问题重复两遍，便随意诊断。职业所要求的认真细心被我抛诸脑后。这些落水鬼死死地抓住我，我很想对他们说：“滚！永远不要回来！你们这帮渣滓，赶快给我闭嘴吧！”
一个衣着还算像样的男人问我，他老是暮气沉沉的怎么办？他不停地责备自己的恶习。要知道，他家里的不幸就是他造成的，法国的不幸也是他造成的。他不断地重复：“这是我的错。我是垃圾。”我打断了他的话：“臭氧层被破坏，是不是也是您的错？”他惊讶地望着我，说：“您是怎么猜到的？”
我找地方出气。最后，火全发在邦雅曼·托隆身上。关于他，值日班的精神病科医生给我留了一张条子：“您觉得非让他住院不可吗？他戴着假面具是什么意思？”
这个怪物让我的同事和别的病人都失去了耐心，他们把他叫做“鬼怪”，骂他，不让他露面。其中两个人还试图揭他的面具。他想躲起来，弄得险象环生。我走进他的房间——我们让他单住，免得出意外——警告他说，如果他继续闹事，我们就把他扔到外面去。我极痛恨地想责备他，但由于激动，话卡在喉咙里没有说出来。出门之前，我终于骂出来了：
“今晚别再枉费心机，跟我说您那套废话。我会让护士把您赶出去，就说您进攻我。”
他耸耸肩，说：
“那活该您倒霉！”
他的回答使我更加不安。我身心疲惫，得避开这帮伪君子。这个滑稽可笑的男人，戴着狂欢节的面具。我不明白为什么他能把我搞成这种样子，让我疑心重重。我在想什么，他似乎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戴着面具。他一下子揭穿了我这个侵略者的秘密。我垮了，躲到厕所里哭，疲惫不堪。我不会在这些人渣身上再浪费一分钟。我必须冷静下来，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得精神病。费迪南，求求你了，把我从这个垃圾堆里救出去吧！爱情的神奇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您喜欢的那个人周围；爱情的可怕之处，在于能把世界浓缩到纠缠您的那个人周围。就像那个吹长笛的人一样，费迪南一走，首都也随之空了，让我孤零零地面对一帮疯子。我听了10分钟的悲剧大合唱，想从深沉庄重的合唱中得到力量与耐心。从巴赫结构严密的音乐中得到欢乐，这种本领是我外公教给我的。作为交换，我给他唱些阿拉伯…安德卢西亚歌曲的片段。他要我译成法语，可我不会。他是个坚决的反教权主义者，只喜欢基督教中的拉丁语日课，就像他喜欢清真寺的祈祷而又听不懂一样。后来，当我父母准备离异，父亲将带着新婚夫人去安特卫普定居时，仍然是我外公劝我逃离发疯的家庭，到法国去碰碰运气。离开家庭，就是离开被迫接受的吵架，另找自己愿意接受的吵架。我无论如何应该镇定下来，我无权退让。说到底，是我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我应该习惯在社会的伤口上工作，那儿有呻吟，有吼叫，我必须和蔼地听这些前来找我的男男女女陈述。我冷静下来了，从厕所里走出来，感到非常后悔。我请护士们原谅我刚才的粗鲁。她们知道这是爱情的忧伤。我见自已被别人看穿了，心里非常气恼。
我的气渐渐地消了，时间过得极慢极慢。巴黎无奇不有，它已习以为常了。这会儿，它给了我一个神奇的意外，让我高兴了一番，弥补了我一夜的不快。一个身上臭不可闻的流浪汉，头上血淋淋的，脑门被酒瓶砸破了。他吼叫道：“我月底生活艰难，尤其是这一个月。”一个皮肤棕黑、来自印度的年轻护士，指着他对我说：
“我得老想着这些伤者当中有一个是化装成乞丐来考验我的上帝。否则，我会恶心得吐出来。”
我站在那里，正在回味这句话。这时，来了一位老太太，由一个差不多七八岁的小女孩陪着。小女孩眼珠乌黑发亮，长长的发辫垂在脑后。她穿着波浪形的小裙子和亮光光的小凉鞋，好像刚吃完生日点心，直接从生日晚会上来的，显得很令人注目。我觉得这个仙女和接待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