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六世的唱诗班男童是一项民族出口物资，和摇滚业其他的男孩组合一样由经纪人操作，推向市场。他们周末外出举办音乐会，夏天去国外巡回演出，每年出3张新CD。在一个世俗化的社会里，这种教会音乐越来越受欢迎。从这所学院及其唱诗班里涌现出了重要的音乐人：奥兰多·吉本斯，他13岁时在这里演唱；指挥家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现任阿尔德堡音乐节经理的作典家托马斯·埃兹以及戴维·科迪埃和劳伦斯·扎佐这样的男高音。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4节 女王学院
哎，剑桥码头的钟声！月光下的深井，庭院和回廊的与世隔绝，这个规规矩矩、心醉神迷、自信十足的地方，它的美丽永不消逝！
—马尔科姆·劳里，《火山下》，1947年
在马尔科姆·劳里的长篇小说《火山下》的第三章里，他的主人公，那位领事，醉倒在墨西哥某处的一条街上，一位有着“典型的国王学院声音”、系着三一学院领带的汽车驾驶员救了他。而劳里喝酒很多，向他保证说，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在圣凯瑟琳学院就读。在将开放式的内院和特兰平顿街隔开的铁栅栏上，你会看到该学院刻在院徽里的刑具—知识保护女神凯瑟琳的刑车。1473年以来，这个学院培养出了多少聪明人啊！只说说威廉·沃顿，6岁就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9岁就成了圣凯瑟琳学院的大学生，21岁成为皇家俱乐部院士，他是17世纪的一位剑桥神童，但后来他的事业迷失了方向。
圣凯瑟琳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这条胡同相当不舒适，但它通向一个宝地。女王学院拥有喜人的一切：王室女资助人，美丽如画的建筑，学识界名人。尽管和国王学院及河畔邻居间有着历史性联系，女王学院有着独特的个性。这始于院长的叫法—称呼President，而不叫Provost（国王学院）或通常的Master，终于“调皮鬼”。“调皮鬼”是惟一一只拥有猫咪地位的学院狗。由于1595年的一道章程禁止在大学里养狗，“调皮鬼”获得了“荣誉猫的地位”，被特许为荣誉猫。
1448年，当亨利六世创办国王学院时，他时年18岁的妻子玛格利特也在剑桥资助了一所学院—“为了表彰和赞美女性”。但要等到532年之后，女性才被允许进入女王学院。兰开斯特家族输掉玫瑰战争之后，玛格利特王后返回了她的家乡，要不是她从前的贵夫人伊丽莎白·伍德维尔、后来的爱德华四世王后，继续其前任的资助的话，她的学院险些就垮掉了。因此这所学院叫做Queens眨皇荙ueen誷。幕后的动力是当地的一位牧
师—安德鲁·多克特。他超越一切政治风波，确保了他的学院项目得到最高的庇护。假如没有多克特，很难设想女王学院会有什么结局。
食堂旁的过道连着回廊大院。我真想亲吻那块草地，这个庭院太美了。它十分亲切，没有三一学院那么壮观，也不是真正的四角形，但充满不对称的魅力。这座回廊大院动工于1460年，是剑桥最早的学院回廊，大概又是由当地的石匠雷金纳德·伊利所设计。大约在1540年，院长楼里扩建了一个长廊，北侧柱廊上方有两层桁架结构，木柱顶上建有挑楼。院长廊是剑桥学院惟一现存的桁架建筑—是女王学院的学生们每年5月周在此表演莎士比亚戏剧的可靠的都铎时代背景。
1511~1514年，来自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曾经住在隔壁大院的角落里。肯尼斯·克拉克称他是“欧洲伟大的文明人”，他当时担任女王学院的院士，讲授文学的秘密，从人文主义的校勘新角度翻译《圣经》。伊拉斯谟认为，没有希腊语就没有神学，没有好酒就没有快乐的科学。1511年，伊拉斯谟从学院里给伦敦的一位朋友写道：“这里的啤酒一点不合我的口味，你们的葡萄酒也好不到哪里去。要是你能找到一桶最好的布艮第酒寄给我，你会让你的朋友快乐上天。”这个有学问爱抱怨的人虽然能讲流利的拉丁语，却不会说英语，巴兹尔·斯彭斯男爵的伊拉斯谟楼也勾起人们对他的回忆，那是一座砖头水泥的立方体建筑（1959年）。女王学院的院士中还包括一位著名的梵语专家哈罗德·W·贝利（1899~1996年）。他用一种他从萨尔马特文字拼凑成的私人语言记日记。可疑吗？一点也不：“所有句子都是4世纪的波斯人能够理解的。”
剑河将女王学院的建筑分成两半。东岸是老建筑，新建筑在西岸。一条木桥连接两岸，它设计精确，结构奇巧，人们将它归功于牛顿。据说，在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将它拆卸开来、再也无法安装起来之前，它没有使用铁钉。事实是，1749年，一位大学生设计了这座中国风格的桥，此后对它进行过两次维修。1980年以来，桥对岸建起了克里普斯院，白色水泥柱，很多玻璃，不太考虑周围的环境。但近500名女王学院的学生们在这里能找到国际旅游者看重的一切：体育馆，壁球馆，多媒体，互联网。伊拉斯谟，还轮得上您吗？
第三部分 集市山以南第25节 马洛之谜
剑桥尽管潮湿、阴冷、深奥、正经，却是极好的写作、阅读和工作之地。
—西尔维亚·普拉特，1956年
他的同事詹姆斯·沃森回忆说，1953年2月28日，弗朗西斯·H·克里克午餐时间走进本尼街上的“天使酒吧”，宣布他们“刚刚发现了生命的秘密”—遗传物质DNA的结构。相邻的卡文迪什研究所的这两位年轻的生物遗传学家属于那些喜欢扎啤的老顾客。“天使酒吧”也是一个空军酒吧。二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战斗机飞行员相聚在那里，在他们动身投入战斗之前，将自己的名字留在酒吧屋顶上，用蜡烛烫上去或用女友的唇膏写上去。
离开“天使酒吧”，我们就会看到对面的一座呆板、肃穆的钟塔，它的窗户像一只古老的猫头鹰盯着我们。这是圣本尼教堂，圣本笃会的教堂，早在诺曼底人征服英国之前，它就存在了。17世纪的一位教区成员发现了如何以最美的数学变化来敲钟，他成为“英国变换鸣钟之父”。
剑桥郡最古老的教堂周围是一座小公墓，它建于1040年前后，后来扩建并改建过。基督圣体学院的学生们就生活在石墙后面，和死者墙贴墙。几个世纪以来，大门就修在教堂旁边，因此人们也叫它贝尼学院，直至1827年建起一座真正的大门楼—特兰平顿街上的新哥特式大门。基督圣体学院是剑桥和牛津的惟一一所由两个城市行会共同创办的学院，而不是由贵族或教会的代表们创建。那是在1352年，商人们这时也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的好处。另一方面，市民们也想通过一所自己的学院对大学施加影响，而不想在“市民”和“院校师生”的争斗中老做蠢人。但是，1381年，当农民暴动攻击剑桥时，由于它的资产阶级形象，面对市民们的愤怒，“基督圣体和圣母马利亚的学院”一点未能受到保护。但是，那只镶银的酒杯却逃过了抢掠，基督圣体学院的学生们至今还使用它在通过考试之后喝他们的离别酒。
如果从雄伟的入口大院左拐，你就从19世纪直接进入了14世纪，进入了中世纪简朴、狭窄的世界。鹅卵石、椭圆形的草坪，周围是一个低矮斜角的住宅区：这是旧大院，建于1352~1377年，是剑桥保持原貌的最古老的部分。扶垛和阁楼是16世纪添加的，北侧的烟囱也是—在那之前，住在那里的大学生们没有暖气。多名学生同居一室，卧室周围有四间小书房，各有一扇狭窄的窗户。现在还能见到几扇从前的窗户。集体住房本身早就被改建成了两个房间的套房，供一名学生或院士居住，但仍然没有卫生间。风景史学家奥利弗·拉克姆（基督圣体学院的院士）计算出来，建造这座老大院约用了1400根橡树，地面和楼梯单元之间的桁架墙共使用了约100吨木料。整整两个多世纪，学院一直使用隔壁的教区教堂圣本尼教堂做礼拜堂。这座老大院当时是基督圣体学院的惟一庭院。1580年，一位坎特伯雷鞋匠的儿子住进了院子里—助学金领取者克利斯托弗·马洛。
在R单元里，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开始了他非凡的成功，连歌德、布雷赫特和德里克·贾曼这些性情各异的人都对他钦佩不已。马洛的确是一位天才。1953年，在维修院长楼时，人们在护墙后面发现了他的一张肖像画。画上是位21岁的年轻人，面容温和，鬈发，双臂交叉，穿着一件黑红两色、有开口的丝绒衬衫—对于一个鞋匠的儿子来说，这相当奢侈了。这一珍品的记载日期为1585年，在他获得学士学位一年之后，上面还刻有铭文：“接近我者，将我毁灭。”这画和马洛一样荒谬，好像画里藏有他的生命之谜，该画现挂在旧教师公用室里，晚餐前院士们从那里领取波尔图葡萄酒。
“基督圣体学院以它的波尔图葡萄酒出名，”指给我看马洛像的那位门卫说道，“院士们买来数千瓶优质葡萄酒，酒窖就在院长坟墓旁。”威廉·威尔金斯也下葬在学院礼拜堂里—圆满结局的一个标志，因为在他的所有新哥特式建筑中，威尔金斯最喜欢基督圣体学院的新大院（1823~1827年）。尽管我们自己不再那么喜爱花格窗和雉堞，但这个庭院里藏有一宝。它位于南侧，在8扇新都铎式窗户后面。它就是帕克图书馆。
我在那里看到的千年展览，简直是最简单又最具轰动效应的。每个世纪分别用该图书馆的一本书代替，始于6世纪的一本福音书—《坎特伯雷福音书》。只有当一位新主教在坎特伯雷就职时，它才会在两位院士的护卫下，离开这所学院。还有托马斯·穆菲特的《昆虫或小动物剧场》，这是最早的英文插图昆虫书。除了早期西塞罗、安布罗修斯、奥古斯丁和贝达的作品副本，华丽的花体字《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