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地委认为，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社员退社不能带走公积金。调查组对此观点和某些做法有不同意见，就写了一个报告，经长治地委负责人审阅修改后报送华北局。
调查组回太原后，就此向山西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支持长治地委的意见，认为适当动摇和否定私有制没有什么不可以。1951年2月23日，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在全省党代会上作了报告，阐述了省委的观点。3月，赖若愚就山西省党代会情况向华北局写了一份报告，重申省委的观点，并提出：为进一步扭转互助组的涣散现象，省委计划在长治专区各县，每县试办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首先，山西省委的主张就同华北局的观点不一致。3月17日，华北局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阐明了关于互助合作运动的观点，发表了《华北春耕中应当注意的八件事》。华北局的观点就是：要求在尚无互助组的地区，应广泛发展各种形式的互助组。在已有互助组基础的地区，则应在农副业结合的基础上，进而采用新农具、大农具及其他提高农业生产技术的工作相结合，充实新的生产内容。至于在互助组中合伙买公共农具等现象，只可在农民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较高的地区适当提倡，但不能普遍推广，更不可强迫一般互助组照办。
因此，山西省委的报告中所阐述的观点，华北局表示不同意，而支持调查组的意见。当时华北局的主要领导人薄一波赴上海调查财经工作，并不了解争论的早期情况。返京后，华北局书记刘澜涛等向薄一波汇报后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观点，征求薄一波的意见，要他表态。薄一波就去找刘少奇。刘少奇就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并说待收到山西省委的正式报告后，应予以批评。
很显然，刘少奇注意到了山西省委的观点，联系到1950年初关于东北新富农问题的争论，两个问题的核心都是关于私有制的，而这又同新民主主义的阶段密切相关。因此，刘少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1951年，刘少奇在起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时，写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中，第二条明确说：“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送来正式报告。为慎重起见，刘澜涛再次去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对刘澜涛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
4月下旬，中共华北局召开了华北五省农业互助合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山西省委的意见。山西省委的代表维护山西省委的意见，而其他省的代表则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
华北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和五省互助合作会议多数与会者的意见，于1951年5月4日正式批复山西省委并向中央汇报。华北局在批复中明确对山西省委的意见提出了批评。
刘少奇是赞同华北局的意见的，因为在他这里，新民主主义阶段也需要走一段很长的时间，新民主主义阶段还存在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互助合作不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而是进一步巩固的问题，不应该跨越新民主主义阶段而急于向社会主义性质的互助合作组织转变。
1951年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就批评了山西省委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他认为，现在还不能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十年之后，“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十年之后可能采取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
接着，刘少奇扭头对胡乔木说：
有人写信告诉我想搞一个电影，恐怕你要跟他们谈一下，把合作社问题搞个电影是可以的，可是只要它证明合作社集体耕耘比个人耕耘要优越，以便给农民灌输集体主义的原则，旨在这一点；如果号召农民起来组织农业合作社，认为这就叫社会主义，发动群众运动，就要犯大错误，那就叫空想的社会主义。这种农业社会主义比以前的农业社会主义进了一步，提高到系统化，有了理论，叫做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理论。
所以，不久刘少奇在中南海发表了著名的“春藕斋讲话”，继续对山西省委的意见提出批评，并结合“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提出了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的意见和观点。
刘少奇在写下对山西省委的报告的批语后，又在写这一批语的信笺的天头上，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写了一则通知式的批语：“5号下午2时，马列学院一班来春藕斋上课，此件请印发给学生。并发给各中委和中央局。”
那么，刘少奇在写这则批语时，有没有考虑到这一党内的争论在党中央还未形成决定的情况下，它的传播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呢？显然没有。
当时在这一争论中一直同刘少奇持同样态度和观点的薄一波回忆说：
少奇同志对一个省委关于农村发展方向大事的报告有不同意见，既未同毛主席商量，也未经中央集体讨论，就在多种场合进行严厉批评，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至少是不够慎重的。
为什么刘少奇这么急于对农村中出现的这一系列新的倾向和观点在没有中央讨论和决定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呢？无非是有以下几种考虑，而且是刘少奇已经意识到或者初步认识到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将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他认为是应当巩固的、现今正在巩固的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出现的一些苗头。这些苗头就是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倾向，从而在根本上和实践上，实际上对新民主主义进行否定。
但是，刘少奇还没有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党内也没有对此问题充分讨论过。所以，刘少奇在春藕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时就首先声明了这一点：
我们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同志们大体是清楚的。……是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最后到共产主义社会，世界大同。阶级不要了，国家不要了，共产党也不要了。至于具体如何前进，前进中有何关键问题，恐怕不很清楚，党内也没有多讨论，许多同志不一样，对许多问题意见也不一致。今天我想讲一讲，我们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以及怎样去完成。这大体上是个人的意见，中央没有讨论，不是定见，可能和其他同志想的不一样。
这次讲话的重要性在于，这是刘少奇为争取新民主主义蓝图的顺利进行的最后努力，也是他最后一次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的问题。不久以后，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变化，刘少奇也只能放弃自己原先的设想。这次讲话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建设蓝图的绝唱。
在这次讲话中，刘少奇首先认为，虽然中国革命已经在中国大陆上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但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大任务还没有完成，“要继续完成”。
那么，这三大任务是什么时期来做呢？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来做，完成这三大任务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现阶段要完成这三大任务，刘少奇认为，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的残余势力，进行抗美援朝，解放台湾，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在政治上独立”了，但在“经济上还不能独立”，“要真正的最后的独立，就需要经济独立”，而“这需要许多年，需要在经济上进行建设。不依赖外国，才能有真正的独立。”二是反对封建主义，要继续挖根，“从经济上挖根就是搞土地改革，思想上挖根是学社会发展史”，还要肃清封建主义在农村以及在人们思想中的残余。
接着，刘少奇阐发了毛泽东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计划，而这一计划就是新民主主义建设。建设的重心是有计划的建设，“要力求使我们国家经济走上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要使资本家服从执行，小生产者要受国家控制”。“完全没有国家控制或控制不确实，就是放任自流，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
因此，刘少奇设计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经济建设步骤：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这是第一步”；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及必要的可能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在此基础上，依靠重工业再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经济建设是个中心，“其他各项都要配合经济建设”，“以后经济建设要大张旗鼓地搞”，“最好是能够搞十年”。
引用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刘少奇强调说：
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逐步走向集体化，就是逐步准备，先东北，后华北，再其他地区，是这样逐步地搞集体化，不是逐步地消灭富农、消灭阶级。农业集体化是个大的运动，不是一个村子先几十户再几十户，而是一片片地搞。
既然在当前不能也不应该去“阻止”或者“战胜”“不可避免”的农村小生产者的自发趋势，是否就任其自流呢？刘少奇明确回答说：不是，而是要加以适当的领导，适当的控制，主要由国家也可由合作社特别是供销合作社一起来搞。
办法是什么？刘少奇认为有这么几条：
第一，用现有的互助组，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能破产，使自发势力带一点组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