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十九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绝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上。
这一改动，就为后来很快改变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埋下了伏笔，就有了附加条件。因为，毛泽东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一是时间限制，“现时”而不是将来，等到一定时机，就限制甚至取消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政策限制，“有益于国计民生”是大前提，违背这一前提，超出这个界限就要限制甚至取消了；三是这两方面的综合限制，“现时有益于国计民生”，就是说，肯定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现在还对国民经济发展有利的作用。
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1948年3月，又由陕北向华北进发；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人又从农村的最后一个指挥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了。
真可谓，三年三大步，一年一巨变。形势发展如此之快，出乎意料。
刘少奇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是确定了。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了，而是怕太快了。太快对我们的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从容容地准备。”
正如刘少奇所担心的，如何面对接踵而来的建设任务？如何面对管理国家、治理国家的现实任务？刘少奇告诫说：“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难了。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可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就会好一些。”
在中国革命形势日益明朗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如何开国、建国的问题，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新的战略重心的转移。
很显然，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要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城市工作是中心，这既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需要，也是稳定和巩固新生政权所必须的。
刘少奇在这方面的认识很早就有了。1947年1月，刘少奇在城市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城市工作问题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因为进城被搞垮了的很多，李自成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腐化。一定要守纪律，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现在，随着平津的解放，随着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进军，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中国共产党人怎样面对这样一个胜利，怎样保持昂扬的斗志，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3月25日，他们抵达北平，受到北平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在嘹亮的军号声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向为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解放军指战员庄严敬礼致意。
“考试”，不仅仅是思想作风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治国方面必须考出一个好成绩……
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1）
“四面八方”，刘少奇给资本家“交底”“劳资两利”，资本家 吃了个“定心丸”
北平，旧刑部街32号，一座老四合院，不断传出欢快的笑声。原来，刘少奇在王光美陪同下来看望从未谋面的岳父母。
刘少奇坐下后，顺手点了一支“前门”烟，转身问王光英天津的情况。王光英只知道现在还在打仗，立即很自信地向刘少奇建议，天津有哪些工厂可以做军装，哪些工厂可以生产手榴弹，哪些工厂可以制造装甲车，工厂设备稍加改造就可以生产武器装备，支援解放军南下作战。
刘少奇听着听着就笑了。他告诉王光英：“仗不会打很久了，全国很快就会解放。现在考虑的着重点是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如何搞，生产怎样恢复和发展……”
王光英恍然大悟。刘少奇接着就问王光英对国家建设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放开谈，尽管提出来。王光英心直口快，把对经济建设的一些看法都告诉了刘少奇：天津工商界由于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有的听信了反动宣传，害怕收买和没收，还要挨斗，人人自危，没有心思搞生产，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还有些人甚至把资金抽走了。整个天津市场混乱，物价上涨，原料匮乏，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形势不容乐观。
刘少奇听到这些，眉头紧皱：“你回去要多联系天津工商界，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宣传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希望你能努力。”
解放后的天津亟待恢复工商业的正常生产秩序，然而天津的解放是通过战争的形式而不是北平的和平解放形式，工人中有极大的“左”的情绪，党员干部也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没有明确的认识，出现了许多次工人自发的清算行动。当时天津资本家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顾工人利益，三怕管不了工人，无法生产。作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支柱、在国营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营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成分只有34。7％，私营工商业仍然占有很大比重。因此，要谈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肯定离不开私营企业。
但是，资本家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并不了解，有顾虑，有疑惑。而在接收城市的过程中，党的部分工作人员流露出来的“左”的情绪和做法，也助长了资本家的彷徨和惊慌。因此，恢复和发展生产，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做好团结和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而且，这一问题的解决愈来愈迫切。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不断向中央报告平津的情况。几十年后，薄一波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关于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在参加接收平、津工作后不久，我给中央写了一个《平、津财经情况报告》，列举了两市财经方面的困难。当时，两市每月要补贴15亿元人民币（旧币）。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我报告说：‘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4月份，我又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平、津工业生产中的问题，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
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1949年4月上旬，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去天津指导城市工作。
斗转星移，还是清朝末代“太上皇”慈禧太后的专车，依然行使在北平到天津的铁路线上。不过，乘坐它的人已经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刘少奇。
刘少奇一行于4月10日抵达天津，前来迎接的是党内闻名的“三皇治世”：黄克诚、黄敬、黄火青。他们面对天津经济迟迟得不到恢复，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真是一脑门子“官司”。
第二天下午，刘少奇听取黄克诚、黄敬的工作汇报，当听到不少来自农村的干部不适应城市工作时，马上指出：要尽快教育我们的干部适应环境，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误事了。接收只是城市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并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不但要恢复城乡贸易关系而且要有所改进；私营工厂劳资双方不能激烈斗争，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
黄敬说：“眼下，一些工厂劳资关系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分掉，而闻名的干部多是站在工人一边；再加上工人纷纷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在资金和管理上出现问题，维持生产都有困难，复工复业也成问题，更谈不上发展生产了。”
刘少奇果决地说：“这不行，这是‘左’的行为，是自杀政策，根据今天中国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争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后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今天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抓紧纠正。”
当场，刘少奇和黄克诚、黄敬商定：由军管会成立调解劳资纠纷的劳动局，资本家可以直接到军管会反映意见，并安排党的基层干部到工会中做工人的工作。
刘少奇明确说，天津市的党员干部思想上还存在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正确的认识，在即将开始的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中，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斗争对象，一般地是团结的对象，争取的对象。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斗争，但重点是在团结上，如果把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斗争对象，就会犯路线的错误。对民族资本家要既联合又斗争，二者以联合为重点，“今天重点是团结。”
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斗争哲学和思维模式，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期，可能由于失去了斗争对象，就寻找一个斗争对象。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