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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汇报，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
同一天，毛泽东建议“三南会议”与“三北会议”合并召开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农村工作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第二天，刘少奇就飞赴广州。
到广州的当日，刘少奇就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议上说：群众提出他们对多购少吃很有意见，要求丰收、多产情况下可以多购，但他们也要多吃；如果少产了，那就少产少购少吃。我们对于多产的，应该有所奖励，国家应该采取这个政策。按劳分配，不但要表现在工资问题上，而且要表现在实物问题上，就是说多产的要能够多吃一点，多用一点。增加收入的问题，不但贫队要增加收入，富队也要增加收入，这样他们才满意。我们不是提出，要让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吗？如果让富队不增加收入，那就达不到90％以上的人增加收入。
毛泽东在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为补课起见，我现在提倡调查研究”，“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
刘少奇同意毛泽东的主张。3月19日，他在会议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专门谈了调查研究的问题。
刘少奇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下了决心：“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
广州工作会议后不久，中共中央领导人、各大区领导人纷纷走出办公室，走向乡间农田、工厂车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刘少奇在湖南；周恩来去河北邯郸；朱德到河南、四川、陕西；邓小平、彭真亲率5个工作组在京郊顺义、怀柔等等。这一年是建国以来全党调查研究规模大、范围广、涉及面宽并卓有成效的一年。
4月1日，广州会议一结束，刘少奇就到达长沙，开始了为期44天的湖南农村调查。下乡前，刘少奇特地对湖南省委负责人张平化等人说：“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减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就这样，刘少奇一行乘坐两辆老式的苏联产伏尔加越野吉普车，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走乡串户，了解民情。
车子时开时停，刘少奇不时下车，张望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他并没有看到报纸上所宣传的人声鼎沸的生产场面，也没有看到密植的“高产田”。相反，他看到的是荒芜的水田，农田里没有多少人在耕作。与家乡阔别41年，刘少奇竟没有丝毫游子归乡的喜悦之情，却越来越沉甸甸的……
刘少奇到达的第一站是湖南省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大队，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视察当地的“万头猪场”。
当刘少奇走进所谓的“万头猪场”一看，不禁大失所望：猪圈又脏又乱，臭气熏天，只有几十头瘦瘦的、病歪歪的猪哼哼唧唧地转来转去。与所宣传的相去甚远，这哪里是什么实事求是？分明是弄虚作假！刘少奇一挥手：“我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就从这里开始我们的调查研究工作！”
随行人员一看，这里到处脏兮兮、乱糟糟的，怎么能住呢？四处看了一下，他们只好把刘少奇的住处安排在猪场的一间饲料房里，找来门板，准备架床，却找不到像样的稻草铺床，只好将就。刘少奇因陋就简，又让人找来一张桌子，一盏油灯，就在这里办公。就在这间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里，刘少奇不断找来当地的干部、群众谈话，了解情况。
趁工作人员安排的间隙，刘少奇信步在田间走来走去。他看到路边有一堆人粪，用脚搓开，蹲下身来，细细地瞅了瞅，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扭头对跟过来的秘书说：“你们看，这里面都是粗纤维，分明是粮食吃得少、野菜吃得多的缘故，看来，种粮的农民吃饭都已经成了问题。”这里历史上可是有名的鱼米之乡呀！情况都如此严重，更何况其他地方？
4月3日，刘少奇在“办公室”听取毛泽东派出的中央工作组的汇报时，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等人毫不客气地说：“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看来要放下架子，才能深入下去进行调查研究，不进行调查研究，决定出来的东西是不可能符合客观情况的。”接连几天，刘少奇一方面四处走动，看农民的生活、生产情况，一方面找人谈话，了解农民的反映。几天下来，刘少奇越来越感觉到农村情况的严重性，决定多走几个地方看一看，了解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介绍，刘少奇决定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蹲点，了解实际情况，因为那里是一个全省闻名的先进单位，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树立起来的“红旗大队”。在刘少奇来之前，中央曾经派出了一个调查组，在这里搞了近两个月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红旗大队”经刘少奇调查的结果，却出乎刘少奇的预料：“红旗大队”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由于“左”的错误的深刻影响，天华大队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粮食连年减产，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虚报浮夸。但是，当地干部群众迫于大队书记彭梅秀等人的压力，也迫于“红旗大队”荣誉的压力，不敢反映实际情况，甚至采取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不报，因而使中央调查组得出了一个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结论。
这一次不同，刘少奇是踏踏实实蹲下来，整整待了18天，调查的情况就不一样，结论自然也就不同了。
4月13日下午，刘少奇召集天华大队干部谈话，主要谈食堂、分配、粮食和住房问题。
但是，干部们有顾虑，不敢放开谈，尽管刘少奇一再鼓励大家，干部们还是藏着掖着。经刘少奇一再做工作，部分干部和群众开始认真反映实际情况了。
盖子揭开了，情况也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原来，这个所谓的“红旗大队”同那个“万头猪场”所在的王家湾大队差不多，虚报数字，浮夸风严重，群众的生活实际上非常困难。
14日下午，刘少奇邀集生产队的干部谈话。他给干部们打气说：“讲话随便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也不要紧。解放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讲错了，也不戴帽子，也不批评，也不辩论。看事情怎么办好，总而言之，想法子把事情办好，你也好，我也好，大家都好，对多数人都好才行嘛！”好像刘少奇的鼓励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干部们在谈话中仍然坚持说办食堂大有好处。最后，刘少奇谈了自己对食堂的看法：“刚才大家谈了食堂，大家谈有很多好处，我看食堂的缺点不少，坏处不少。第一条是用工多，要用几个主要劳力去种菜，砍柴。用工多，这是一条最大的缺点。第二条，我看是不便利生产，大家集中起来住，冲里面的田没有人管，对生产不利。第三条，办食堂以来肥料少了。第四条，办食堂以来，烧硬柴，烧棍子柴，把山林破坏了。此外还有一条，不好喂猪。此外还有一条，吃粮食也不那么方便。从前是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现在食堂不管你这一套，都是吃这样多，不切合实际。还有，食堂占菜地多。再有一条，叫做麻烦多，要分米分菜，分得不好，大家有意见，常吵架。此外，办食堂，人太多了，一大锅菜，不好吃。我看这些缺点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刘少奇一席话，字字句句都是这几天调查来的实际情况，字字句句都掷地有声，听得生产队的干部们瞠目结舌：国家主席对情况了解得如此透彻，我们再隐瞒下去，可就对不起群众了！可是，天华大队支部书记彭梅秀怕丢掉“红旗大队”的“先进”，就一再阻止干部群众向工作组反映实际情况，还发牢骚：“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茬的。”有人向刘少奇反映了，刘少奇不以为意，并不计较彭梅秀的过激言词，还虚怀若谷地多次同她谈话，帮助她放下包袱，提高思想认识。
15日，刘少奇查看了天华大队的施加冲食堂，下午邀请了部分社员座谈。
刘少奇诚恳地向大家道歉：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
一席话，字字句句打在了人们的心坎上。的确，人们天天如此生活，怎么可能不了解实际情况？天华大队自1958年以来，先后建立了15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中起来住宿，人均口粮只有300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养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多拿等因素，社员的生活很困难。
群众动心了，自己生活的困难情况明明就摆在那里嘛！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呢？还隐瞒呢？甚至还继续夸大呢？
食堂问题成了解决问题的焦点。
17日晚上，刘少奇出席天华大队总支委会议，明确说：“听了群众的谈话，看了汇报材料，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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