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现在下边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形势被估计得越来越“严重”。毛泽东说1／3的权力不在党的手里，刘少奇说要追上边的“根子”，都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状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也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向“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幅阶级斗争的图景被“描绘”得越来越黑。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整个运动明显地向“左”转，而且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刘少奇逐渐走上了领导“四清”运动的第一线。
7月13日，刘少奇视察安徽时就说：“这个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改革困难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
这仅仅是刘少奇视察的一个点。1964年7月、8月，刘少奇先后到天津、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地了解运动的进行情况，王光美随行作了“桃园经验”的报告。同时，刘少奇不断发挥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
在讲话中，刘少奇除突出强调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1/3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外，还特别强调三点：一是《后十条》关于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规定不那么妥当，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够，要修改，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始不能依靠，等问题摸清后才能依靠；二是要扩大“四清”的范围，提出“四清”不只是清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统统要搞清；三是要在运动中集中精力打歼灭战。
但是，当时各省市区的行动，由于在思想上对这场运动的理解方面存在着同中央不一致的地方，就难免在执行中有些力度不够的问题。刘少奇对此非常不满，并在视察过程中一再督促各地加大力度。
当时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回忆了刘少奇一次发火的情景：
在刘少奇同志一行抵达合肥后，魏文伯同志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一个总的精神是，刘少奇同志对前一段“四清”运动很不满意。魏文伯同志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提醒我要有思想准备，要在刘少奇同志到南京后“注意”。
临他离开南京前夕，我偕同我爱人徐敏，去看他和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与我个别交谈，严肃地说：你昨天那三个不同意见（即农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绩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对王光美同志的报告不能盲目执行），是不对的。我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引起了“顶撞”，少奇同志发了脾气。
显然，刘少奇对运动执行不力很不满，尤其认为党内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
8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报告。
刘少奇强烈要求负责干部要亲自到农村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直接经验，“我们的‘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大革命，是比过去的土改、合作化还要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如果负责干部不去蹲点，“就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除开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凡是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搞两个典型”。
刘少奇说：
过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绩的，主要我看是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也起了推动生产的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胜仗。
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的。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
刘少奇把这种对运动贯彻执行不力，认为是党内的右倾思想所致。
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后十条》修改由刘少奇负责。同时，会议根据陈伯达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此后，刘少奇就转向了领导“四清”、“五反”运动。
首先要做的，就是主持修改《后十条》。
8月5日当天，刘少奇带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赴广州修改《后十条》。行前，田家英请示毛泽东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何意见。
毛泽东说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
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
抵达广州后，8月11日，刘少奇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再次强调说：“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倾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
但是，刘少奇接着就说：“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者，就是防‘左’。”
自8月11日至20日，刘少奇在广州10天，主要修改《后十条》。《后十条》由田家英执笔，刘少奇最后修改定稿。修改时，刘少奇加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语言。
16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汇报了湖北、湖南、广东视察的情况和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提出了一些全局性的意见。
刘少奇在信中说：中南各省准备每一个县搞一个区或一个相当于区的公社，这样分散进行能否搞深搞透是难于保证的。我已向湖北、湖南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也同时进行，这样“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把工作队集中起来。同时，“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
18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8月16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同。今天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意见，统一党内思想。……8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中央、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这实际上把“四清”运动的规模更加扩大了。中央工业、交通战线的16个部、局共抽出3901人，占干部总数的26％，其中正副部长、司局长分别抽出34％、31％。
据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掌握的数字：全国下去搞“四清”、“五反”运动的，共有150万到160万人。
的确够得上“声势浩大”。
19日，刘少奇委托田家英将《后十条》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并写了一封信：“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上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27日，毛泽东将修改稿批发给正在北京参加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成员：“此件请印发大区书记及少数参加会议的同志，加上中央参加会议的同志，越快越好，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实际上，这已经表示了毛泽东的态度：对刘少奇主持修改的《后十条》，不满意。
此后，刘少奇到广西、云南视察，8月26日回京。29日至9月1日，连续4天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十条》修改稿。
9月18日，刘少奇签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第二个《后十条》。
第二个《后十条》，较之前一个《后十条》，对形势估计的严重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拉拢腐蚀干部，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要把团结95％的群众作为团结95％的干部的基础；改变过去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办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
如此，就使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方面扩大了规模，使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另一方面扩大了打击面，撇开了广大干部，使广大干部成为了怀疑和打击的对象。
这恐怕不仅仅是“声势浩大”的问题了，更是一种“暴风骤雨”式的席卷，好像是一场十二级台风，刮向了广大农村、城市。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左”，向“左”……
8月19日，刘少奇就为批转王光美的“桃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