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毛泽东强调说，中共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接踵而来的任务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不但要恢复生产，而且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完成这一任务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策。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
第三，毛泽东谈了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他说，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帮助我们打扫屋子，但别的客人要等一等，这就叫“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第四，关于中共同苏共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毛泽东谈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多次说，中共中央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米高扬表示，苏共中央不能干预中共中央的活动，不能作任何指示，不能指导中共，每一个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向苏共中央征求意见时，苏共中央只能提出建议，而不能作指示。
毛泽东一再要求这样做，并说，我在期待苏共中央的指示和指导，因为我们的经验还很少，我自己仅仅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毛泽东的这些想法直接影响了刘少奇后来秘密访苏时关于两党关系的论述。
在毛泽东同米高扬会谈时，有些会议刘少奇也参加了。因此，会谈的内容在他起草的准备同苏共中央会谈的提纲中充分地体现了出来。
据米高扬写给苏共中央的汇报电报说，2月3日，在会谈中，刘少奇就新中国的工业发展问题提出了设想。
他说：“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像的。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应起决定作用。我们认为这种帮助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组经验。2．为我们提供有关的图书资料，向我们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3．为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民主主义国家和中国应该相互提供经济援助，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会更快地走向社会主义，当然是如果我们不犯错误的话。我们知道，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无法恢复满洲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知道苏联能向我们提供的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预先对其作出估计。”
刘少奇对米高扬说：“我们政策中的基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商品生产者问题，即他们是否走合作化道路，是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问题。小资产阶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
刘少奇进而提出，中共的目标是通过加强国民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具有时间上的长期性和斗争上的激烈性。据我们推算，对我们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发动全面进攻，要等到10—15年之后，然后我们将着手使工商企业转到国家手中，进而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步伐。“只有为农业奠定工业基础，我们才能考虑把农业转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
刘少奇的这一些想法，实际上就是1948年9月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等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当然，这一规划是否妥当，借米高扬来访的机会，同苏共中央交换意见是很正常的。而且，还带有很大的“请示”、“汇报”的成分。在后来的天津讲话中，刘少奇就把这些想法在天津市党员干部中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和传达，以纠正党内在城市工作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以及错误做法。
尽管如此，中共领导人此时的对新中国的建设问题，仍然是停留在一个“规划蓝图”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更具体的方针政策。但毕竟是大政治家，对涉及国家大计、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没有丝毫的含糊的，而且的的确确作了深入的思考。
当然，毕竟没有管理和治理国家的经历，中共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思考有其偏颇是在所难免的。
米高扬从这次会谈中看出了这一问题，并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必须指出，我与之交谈过的政治局委员都很在行，他们在一般政治问题、党的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上都很有信心，而在经济问题上素养很差。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如他们没有任何有关在同国民党作战之后所没收的日本财产的材料。不知道在中国有哪些重要外国企业，它们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外国银行在中国活动情况的材料。他们还不知道，哪些企业属于他们要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其中有多少在被解放了的地区，处于什么状态。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甚至对于在解放区内由他们支配的计划也未加以具体化。他们身居农村，脱离实际。在会谈过程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的确，中国共产党人此时还没有对新中国提出一个更为具体的战略构想，仅仅是大模样、大框架，至于具体的东西，就没有了“具体的计划”。这也正是刘少奇为什么秘密访苏的主要原因：借鉴苏联经验，开国建国，细致地描绘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的蓝图。因此，毛泽东向米高扬提出，中共领导打算过一段时间向莫斯科派出一个专门的代表团。
在中共中央确定刘少奇秘密访苏之后，刘少奇就积极地为此作准备，并起草了一个提纲，主要是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
刘少奇在提纲中再次强化了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领导层对新民主主义蓝图的规划，绝大部分内容在米高扬秘访西柏坡时都谈过。刘少奇明确说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建设方面是个生手，“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党是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准备。我们的干部还不熟悉经济工作，特别是不会经商。关于中国经济的确实材料，我们也还没有。”
刘少奇接着谈到，在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即新民主主义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其中，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合作社经济可以很快发展起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可能在很大的程度上去组织。国营经济在接收官僚资本后及将来收回若干大企业后，“是一个可观的但还是很小的成分”，但它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
刘少奇分析说，这些经济成分之间存在的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与趋势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这一矛盾和斗争，将决定中国的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中共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经济，所需时间要比东欧、中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长得多。
很显然，新中国的前途已经确定无疑：社会主义。这是大方向，是根本的、不可动摇的，但是，中国的现状要求走一段独特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而且是长期的。这实际上就是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充分的条件。而这也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因为小商品经济占绝对优势，而这一经济成分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因此，引导小商品经济走合作化之路是保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举措，而这也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刘少奇所提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仍然是大框架，仍然是一个总体的设计规划，没有更为具体的、完备的政策和方针。因此，在提纲中，刘少奇列举了一些需要向苏联方面吸取经验并需要苏联方面指导的、中共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备的经济方针和经济计划；干部学习并管理经济；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经济建设的机关等等一系列问题。
秘密访苏出发前，中共中央已从香山移驻中南海——新中国的政治中心。
出发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刘少奇彻夜长谈。
谈话的内容，迄今没有任何的材料透露，世人也不得而知。
但是，不外是自1948年9月会议以来中共对新中国一系列问题的规划和构想。
同时，双方如何处理两党、两国的关系？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后来毛泽东、周恩来访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定中苏间战略性的亲密无间的兄弟友邦关系，奠定了基础，作了开路先锋。
而这一切，都需要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汇报并取得意见和建议，甚至“指示”。
“学生”向“先生”请教，“兄弟”向“老大哥”取经，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是必须的，是必要的。
1949年6月下旬，一架当时的王牌道格拉斯飞机在朝鲜万米高空时高时低地飞行。
飞机上，乘坐的是中共中央代表团，担负着赴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任务。
代表团成员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另外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徐介藩。
同机的是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6月21日，刘少奇、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出发北上，抵达沈阳后同高岗会合，然后抵达大连，从大连乘机前往苏联。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为防不测，飞机绕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往苏联。6月26日，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入住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卡亚大街8号公寓。
这是一座沙皇时代的建筑，是当时的一位大资本家为著名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宅，十月革命后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在这里，只接待中国、朝鲜党的高级领导人。
为迎接中共代表团，苏共方面也是煞费苦心，由于是秘密访问，一切都还暂时不能公开。因此，代表团的住处、生活、参观游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