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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拚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