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还专章谈到史料之于史学的重要：“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思想行事留痕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皆有史料的价值。”353“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愈少，此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例如，中日甲午战役，去今三十年也，然吾侪求一满意之史料，求诸记载而不可得，求诸耆献而不可得。作史者欲为一翔实透辟之叙述，如《通鉴》中赤壁、淝水两役之比，抑已非易易。”354“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时代之人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355
傅斯年也尤其强调史料的重要：“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与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356现代史学家是要为历史提供更多的细节和更确定的事实。具体到口述史料，则是历史叙述者与访谈者合作的产物，它可以是录音和录像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一定要有可作为查证的录音作为依据。
其实，受访者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历史文献，他们的叙述或许有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当然也有可能使历史距离真实更遥远。而历史的真正本质应该就在于它的丰富和多样。可长期以来，学院式的专业历史研究过分注重文献，巴黎大学的朗格鲁瓦（C。V。Langlois）和查尔斯·塞格诺努斯（CharlesSeignonos）在其经典手册《历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totheStudyofHistory）（1898）中开宗明义以绝对的口吻说：“历史学家与文献一道工作……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357拿“老舍之死”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官方的文献资料，那该怎样书写“老舍之死”这段鲜活的历史？
口述史的发生（11）
这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口头证据的可靠程度如何？它与现代历史学家更熟悉的文献来源相比情况如何？……如何选择要去倾听的人？历史学仅仅因为它对今天的人们有意义才作为社会活动幸存下来。昔日的声音对今日至关重要。但是所听到的是谁的声音？”358这肯定是那些正史学家们不愿相信口述历史的理由，他们以为，人都有表演的欲望，当面对一个对他充满善意和尊敬的好的倾听者的时候，他说出来的话，可能是离谱得根本靠不住；再者，即便不是有意杜撰编造，他也会根据口述当时的心态和过了多少年之后对将要谈的某个事情的看法，而不愿说出历史的真相，甚至有意掩饰；另外，就是记忆的错觉。他会让自己相信许多根本没有发生过的暗示，在完全确信了那些暗示是真实的以后，再来向倾听者叙述。
我想我得承认，在“老舍之死”的口述史里，以上这三种情况应该都是存在的。我也曾因此一度惶惑，既然历史越来越搞不清楚，反而被历史搞得越来越糊涂，那作为口述历史的“老舍之死”的意义和价值何在？庆幸的是，英国口述史学家、口述史学理论专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作者保尔·汤普逊告诉我：“口述史的最丰富的可能性就在于一种更有社会意识的、更民主的历史学的发展之中。……口述史的优点并不是她必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立场，而是使得历史学家意识到他们的活动不可避免地是在一个社会脉络之中并伴随着政治含义而被从事的。”359也就是说，它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是远远超出我的采访本身的。或用一句文艺理论上的话来说，叫“思想”大于“人物”。
汤普逊的这本书“是一本有关历史学家能够如何收集与使用口头证据的实践性的书籍。但是它同样力图激发历史学家们去问他们自己，他们正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对过去的重建基于谁的权威之上？这一重建试图为谁说话？简而言之，昔日的声音是谁的声音？”360诚然，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其历史目的。汤普逊认为，历史的社会目的也是相当喧嚣的：过去往往为战争与征服、掠夺领土、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某个阶级或种族对另一个阶级或种族的统治而辩护。对政治家来说，过去则是确立各种具有证实作用的符号的来源。而对于普通人，他们通过历史，是想要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尤其家族史，可以使某个人产生某种强烈的感觉：他们觉得个人的寿命会延续得更长些，甚至在他们死后仍旧可以存活下来。
口述史方法会在社会和政治上持有保守态度的情况下被经常加以利用，或者在实际生活中被大力推行。361口述史当然也可以成为改变历史内容和目的的手段。它可以用来改变历史本身的重点，开辟新的探究领域。但它同时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汤普逊把整个权力结果描绘成是一台巨大的录音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过去。362事实上，早在一次大战时期或追溯到19世纪末期，口述史的应用已经直接为富有创造性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资源。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常历史的社会目的需要在过去与现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中去理解过去。口述史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因为证据往往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有这样做，口述史才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363口述史“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它会使人类变得更加充实。同样，口述史对公认的历史神话，即历史传统所内在固有的权威判断发出了挑战。它为从根本上转变历史的社会意义提供了手段。”364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365现在，口头资料来源已经被更经常地用于两个有限的目的。第一，对于非常新近的政治事件的研究，这些事件不可能通过文字记录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析。其次，还有传记。这两个目的在我从事“老舍之死”的口述历史和稍后的《老舍传》的写作中，都显而易见地会遇到。因为缺乏其他可靠的文献来源，我被迫从一开始就诉诸访谈。并“‘迅速地转而欣赏访谈的无穷价值。它们证明不仅是一种对更好信息来源的填补空白式的替代物，而且自身就是有着相当独特价值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它证明有可能构筑起范围丰富得多的‘对人的了解和洞察……他的美德和邪恶，以及人如此经常地是硬币的正反两面的范围。”366我通过自己的田野作业，从实践中切身感觉到，历史研究的单一触角已开始向多学科领域延伸，它可以综合其他学科的优势，像“老舍之死”的调查采访，不就是在以社会调查的方式搜集口述历史？不是已经具有了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特征？
那何以至今口述史研究在中国史学界内部一直得不到充分认可呢？我想，主要原因是那些“主流”的史学家们不肯从“文本解读传统”的“老古玩店”里走进“田野”，致使口述史研究在史学内部处在“隐而不彰”的尴尬地位。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一批文学界和社会学界的学者先期“自觉走向田野，铢积寸累个人化的口述题材，经过多年努力，已至少在局部构成了对主流文本叙事的质疑和挑战。”367正如汤普逊所说：“尽管口述史还有着许多顽固不化的对手，在私下里，还有许多人继续对口述史高声叫骂，但人们主要争论的已经不再是用不用口述史的问题，而是如何把它用得最好的问题。而且，人们已经更普遍地认识到，所有历史证据是怎样被个人的感知塑造出来的，是怎样通过各种社会抽取出来的，这些证据所传达的正是有关偏见和权力的各种信息。在这种双重的意义上，历史的本质正是被历史学家长期回避的问题。”368口述史的操作德国历史学家蒙森在《谈谈如何培养历史学者》一文中说：“一般说来，……每一位先生，每一位肯思考的人，都是资料的搜集者，都是探求资料和实际的历史学家。”369这在美国似乎已变成了现实，经过50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口述史学早已不仅作为一门历史学研究的分支，而是成为“人皆用之法，因为它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和医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70在十余年不间断的口述历史访谈中，我意识到，口述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它需要口述者与采访者共同完成。采访者不能仅仅是往受访者的对面一坐，按下录音机的按键，事后整理出文字就完事大吉；口述是对文献的必要补充，像有些身经某些重大事件的老人，本人不长于写作，无法留下文采飞扬的自传或回忆录，以口述的方式，把他的经历见闻记录下来，自然可补史传之阙；选择受访者应极其严格，他必须是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参与者或亲历者。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亲闻者都不在考虑之列；口述者事先要做大量准备工作，理清思路，不能不负责任地信口胡说，误导历史；记录者不仅要做好采访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