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仅算他服从抗战宣传的需要所创作的作品，抗战期间，他共写了长诗《剑北篇》，4部京剧，9部话剧，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的第一、二部《惶惑》和《偷生》，短篇小说《火车集》和《贫血集》，以及大量的诗歌、杂文。除此以外，他还写了数量可观的鼓词、坠子、相声、数来宝、戏曲等通俗文艺。据曲艺演员欧少久回忆，抗战初期，老舍仅为他和富少舫就先后编写了《骂汪精卫》、《芦沟桥》、《新拴娃娃》、《啼笑因缘》、《台儿庄战役》、《樱花会议》、《中秋月饼》、《八面玲珑》等相声、鼓词数十段之多。658建国初期的老舍就更是这样。
第二，老舍是积极热情真诚投入的。从老舍的《诗人》来看，他自己无疑是个诗人气质的作家，为“协力抗战，重整山河”，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这伟大的事业与行动中”。659他单纯地以为：“我觉得我的一段鼓词设若能鼓励了一些人去拼命抗战，就算尽了我的微薄的力量。假若我本来有成为莎士比亚的本事，而因为乱写粗制，耽误了一个中国的莎士比亚，我一点也不后悔伤心。”660“为自由，为自由，齐赴沙场；/历史的光荣，当仁不让，/要作今天的岳武穆、文天祥！661“我只知道岳夫子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陆放翁的激昂的诗句，并没毁坏了文艺，而反倒有些千古不灭的正气，使有心人都受感动。”“从‘七七’抗战后，我差不多没有写过什么与抗战无关的文字。我想报个人的仇，同时也想为全民族复仇，所以不管我写得好不好，我总期望我的文字在抗战宣传上有一点作用。”66250年代“歌德”663的老舍也是如此。至于文艺不应是宣传这个道理，老舍在抗战时就再明白不过了：“有的人以为，文艺要过于切近实用，偏重于某一点，则必损失了文艺的从容不迫，或竟至不成为文艺。”664但从老舍的自身创作实践看，他懂得在特定情形下，比如“国家至上”，文艺理应担负起“宣传”的使命与功用。
这样一来，也就很容易导致两种意识形态所带来的截然相反的评价。比如，夏志清以为“自从中共政权成立以后，老舍凭着靦颜的阿谀奉承，得意确保文坛的高位。”665而阳翰笙则早在老舍从事创作20年纪念时就说：“这20年来，我觉得你总跟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特别是抗战军兴起以后，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我们的人民，你曾运用你那支锋利的巨笔去打击我们的民族敌人，鼓励过我们的士气民心，去扫除过那些社会上的渣滓，揭破过那些伪善者假面。你始终是爱着中国人民的，我想中国人民也一定会热爱你。”666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在从事这一切“服从”宣传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中，老舍在“任劳任怨”667的同时，常是内心有矛盾，也有想法，甚至是痛苦的。对这一点，有一部分研究者常常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例如，抗战时期的老舍，正如胡风所言：“他有时却要为国事，为公共事业，为友情伤心堕泪，这恐怕是很少为人知道的。”668建国以后，“经历过生活底甜酸苦辣”的老舍，自然更有人们从表面容易得出的“深通人情世故”。“但是，他的‘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难得的是，没把“真”表现为“憨直”、“忘形”，“而是被复杂的枝叶所衬托着的果子。”因为人们见惯了老舍的“客客气气”，对他在“谈笑风生里面，常常要跳出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那一种幽默”也习以为常，故而大家在容易“懂得那里面闪耀着他底对生活的真意”的同时，也容易疏忽掉“那里面”还包括着他内心世界的“酸甜苦辣”。抗战时，“他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却坚守着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为民族解放的文艺界团结的立常如果越过了这个限度，无论对手是地位怎样高的或计谋怎样巧妙的，他也要直言不讳，守正不移。这决不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中年人能够容易做到的。”669建国后，老舍依然如此，无论是积极主动地配合宣传，还是受命应景创作，“在对人对事上非常持重，总希望能取得面面周到的结果。”但他也始终坚守着一个“限度”。
我以为，对照抗战时期和解放以后的老舍，他的这个“限度”都可以在“国家至上”这个大的思想前期下划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在创作上，一个是在人格上。但在表现形式上，有着明显的异同。先说创作，抗战时，“全民族都在血里挣扎，……整部的文艺简直可以被称为一首战歌。”中国的文坛“是立在全民抗战的旗帜下，尽责地掌起救亡图存的号筒。”670建国初，是“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努力要把一切创作变成“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671不同在于，前者是文艺服从于国难当头时的“国家至上”，而后者是意识形态的“国家至上”即文艺服从于新政权领袖的政治“道理”。老舍对前者是得心应手，而对后者是“手足失措。”672再说人格，由于“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只有尽量守住个人的人格尊严。”673抗战时，国破山河在，“国家至上”，以老舍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文人才要抗战到底，“无论受什么样的苦处，他须保持住不投降不失节的志气”。674一方面，他随时准备以死报国，“用血肉的牺牲赎取国土河山！675“大时代的意义并不在于敌人炮火的猛烈，我们敢去抵抗，而是在于用我们的鲜血洗净了一切卑污，使复生的中国像初生的婴儿那么纯洁。……在这种意义之下，先死的必然称‘圣’——用宗教上的名词；因为他的血唤醒了别人对大时代的注意与投入。”676这又让我想到，老舍最后投湖自杀，是否有意在“文革”的“大时代”里“先死称圣”的意味呢？
另一方面，“血肉横飞的惨像激动了我们更多的同情与义愤，认识了恐怖，更明白了如何在死里求生。”677“人不应当互相残杀。”“中国的抗战绝不是黩武喜杀，而是以抵抗来为世界保存一个和平的，古雅的，人道的，文化。这是个极大的使命。每一个有点知识的人都应当挺起胸来，担当这个重任。”678而解放后，在他所无限热爱的这个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他可能已有许多次都感受到困惑却无奈的政治事件，直到“文革”的“八·二三”，他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同样是生命受到残杀、文化遭到破坏的“血肉横飞的惨像。”，而在“认识”了这红色“恐怖”之后，当他感到再没有苟活下去的理由时，求生不得，只求一死。“爱和平的人而没有勇敢，和平便变成屈辱，保身便变为偷生。”679从这个意义上，倒正好可以把孟子那句话分开来概括两者的区别：老舍投身抗战，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而老舍投身太平湖，则是“天下无道，以身殉道。”680
有意选择的人生归宿（5）
老舍文学的北京地图从位于灯市西口丰富胡同老舍的丹柿小院出发，走到太平湖，是一段不算短的路。如果是步行，沿途要经过什刹海、后海、积水潭等几处水域，而老舍何以偏偏要选择太平湖作为生命的归宿？除了上述的母亲的因素之外，还可以从老舍的生命成长和以文学之笔绘制的北京地图寻觅答案。
按清朝满、蒙、汉三个八旗在北京城内的划分，两黄旗居北：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两白旗居东：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两红旗居西：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两蓝旗居南：镶蓝旗驻宣武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681先单以统计的角度来看老舍笔下的北京。“从分布上看，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名大多集中于北京的西北角。”也就是正红旗的属地。“西北角对老成来说是指阜成门——西四——西安门大街——景山——后门桥——鼓楼——北城根——德胜门——西直门——阜成门这么个范围。约占老北京城的六分之一。城外则包括阜成门以北，德胜门以西的西北郊外。”《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的故事都是发生在这里。682正如李辉所说：“对于老舍，北京城墙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北京城西北角德胜门一带的城墙，维系着他的一生。这一块小小的天地，是他人生的起点，也是他人生的终点。他对北京的全部情感，他的艺术想象力，因这一小块天地而得以形成。不能想象，没有城墙衬托的太平湖，会带给老舍多少失望与惆怅。”683这已经提出了太平湖对于老舍的重要，而同样重要且意味深长的是，纯从地理位置上看，以老舍自杀所投太平湖为中心，离以下几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都不算远。往南咫尺的距离，与城墙相隔，是老舍母亲1933年至1942年居住直到去世的观音庵。房子是老舍为母亲买的，他最爱自己的母亲；再往南，是老舍的诞生地——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直到14岁。他在《小人物自述》里，对自幼生长的小羊圈做了最为完整、忠实而深情的描述。而且，还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和《正红旗下》，小羊圈因此成了老舍代表作中地理背景的原型；再往偏东南方向不远，是老舍父亲牺牲的地方——南长街南恒裕粮店。1900年，老舍的父亲在这里“痛苦而缓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太平湖往北，土城一带的京郊乡间，是老舍的姥姥家和舒家祖坟所在地。老舍的母亲是德胜门外土城一带的旗人；老舍家的舒家祖坟，离姥姥家不远，在今天北京体育师范大学正南方二里多地紧挨着铁道的东边。到姥姥家要出德胜门，到祖坟要出西直门。换言之，“在这里诞生了他可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