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但是陈寿终因囿于自己
的见闻，许多历史记述他都不曾见到，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失之于简略和脱
漏。为了补正《三国志》的这些缺陷和不足，习凿齿曾经写有《汉晋春秋》，
他补充了一些 《三国志》中所没有的历史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晋
春秋》明确地尊蜀汉为封建正统，自南宋理学家朱熹以后，大都是习而非陈，
端倪即由此而开。
到了东晋以后，发现的历史资料逐渐增加。
南朝宋的中书侍郎裴松之起而为《三国志》作注解。他广泛地搜辑史册
多达210多种，以用来补充陈寿的《三国志》。这可以说是一位集流传的“三
国”故事之大成者。
裴松之所采辑的三国史料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121种，其中对 《三国志
通俗演义》的形成影响较大的有22种，它们分别是孙盛所著的 《异同杂语》
和 《异同评》、司马彪的《续汉书》、无名氏的《曹瞒传》、无名氏的《英
雄记》，刘义庆的 《世说新语》、袁献的《献帝春秋》、无名氏的《魏武故
事》、皇甫谧的《逸士传》、张华的《博物志》、华峤的《汉书》、谢承的
《后汉书》、干宝的《晋纪》、徐众的《三国译》、无名氏的《晋阳秋》、
虞溥的 《江表传》、王隐的《蜀记》、虞预的《晋书》、张隐的《文士传》、
胡冲的《吴历》、无名氏的《华阳国志》、无名氏的《襄阳记》。
这些历史著述，对于魏、蜀、吴三国鼎立的60年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和
三国历史人物，都是以史学家的眼光来决定取舍的，虽然其中不少事件和人
物都富有故事性，而且有些颇富文学意味，但它们仍然被纳入“史学”的轨
道，“三国”故事的流传还局限于历史系统，这就构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
形成的第一个阶段。
例如， 《商芸小说》中的“蔡邕”条，便属于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
说王允诛杀董卓以后，因他忌恨蔡邕，也将蔡邕收而杀之。当时太尉马日■
对王允说，蔡邕系海内人望，是旷世奇才，当定十志。王允就曾毫不客气地
说：“无蔡邕独当，无十志何损？”因此最后遂将蔡邕杀掉了。这件事可见
《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四，它可能就是裴松之 《三国志·董卓传》注中，
所引谢承 《后汉书》和张У摹逗杭汀分杏泄囟渴录难菀铮墙艚粑啤�
着历史事件而出现的故事。
远在魏晋时期，一般的普通老百姓就已开始传说三国人物的一些奇闻逸
事了。南朝宋刘义庆在他的《世说新语》中，就开始采撷（Xié 音斜）了许
多三国故事和佳话。
“三国”故事在历史系统流传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魏晋时期在士大夫中清谈的风气风靡一时，除了崇尚老庄，高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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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理外，品评历史人物特别是三国人物，褒贬人物行为之得失，也是清谈的
主要内容之一。王隐的《蜀记》记叙西晋初年扶风王司马骏镇守关中时，曾
与其僚属刘宝、桓隰等人共论蜀相诸葛亮，在坐的多数人讥讽诸葛亮托身非
所，劳困蜀民，力小谋大，不能度德量力。而当时参与清谈的郭冲却独排众
议，认为诸葛亮权智英略，当今无双，远逾管晏，只是最终因功业未济，才
使论者产生了惑乱。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他列举了5件事：其一，诸葛亮
实行严刑峻法正是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他认为诸葛亮之“吾今威之以法，
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
斯而著”，确为当时现实之所需。其二，曹操遣刺客欲杀刘备，刺客与刘备
相对谈论伐魏，十分亲近，既而诸葛亮入，一见而知其为刺客，其明察如此。
其三，诸葛亮遣诸军东下，惟留万人守阳平，其时魏司马懿20万大军逼近，
蜀军将士失色，莫知所措，而诸葛亮镇静自若，从容设空城之妙计，使司马
懿疑有伏兵，引军而北去。可证诸葛之智略。其四，诸葛亮出祁山，陇西、
南安二郡应时而降，围天水，拔翼城，收姜维，得百姓数千人还蜀，人以为
喜，亮以为忧，认为“以此相智，得不为愧？”可见其志远虑深。其五，魏
明帝以30万大军征蜀，诸葛亮以8万兵士守祁山，按蜀汉军事制度，适该轮
换；亮以“大信为本”，皆催遣令去，于是去者咸悦，留者愤踊，思致死命。
临战之日，乃以一当十，杀张郃，却司马懿，战而胜之，此信之由也。
对三国故事和人物的这种品评和褒贬，是三国历史故事得以流传的主要
原因。上述诸葛亮的五件事，与其说它们是历史事件，不如说它们是历史故
事更确切些。因为这些事件更具有文学的趣味，裴松之则对这五件事大加非
难，认为未必有之，不承认这是信史，也有其一定的道理。
其次，在汉魏六朝时期，轻视和贬低作为文学作品的小说这种情形依然
十分严重。
人们视小说为“稗官”和“小道”，认为它是“街谈巷语”，“不本经
传”和“背于儒术”，不登大雅之堂。这就使本来附着于历史之中的小说，
更加难于存在和发展，人们也往往将小说当成历史来看待。
特别是三国历史又有《三国志》、《汉晋春秋》等影响极大的史书存在，
所以三国故事在当时不可能脱离历史的轨道而单独流传。 《三国志·诸葛恪
传》曾记述诸葛恪少时四件事，颇具小说的韵味。一云孙权大会群臣，使之
牵一驴，面上题曰诸葛子瑜，因恪父诸葛瑾（字子瑜）面长似驴，故而戏之。
恪请补“之驴”二字，举坐欢笑，以驴赐恪。二云孙权问恪“卿父与叔父（指
诸葛亮）孰贤？：恪对“臣父为优”。权问其故，恪云“臣父知所事，叔父
不知，以是为优”。三云孙权命恪行酒，而张昭以“此非养老之礼”为由，
拒而不饮，恪以为“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
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难之，使张昭竟无辞以对，
只好一饮而尽。四云孙权戏谓蜀汉使者说诸葛恪雅好骑乘，请他叔父诸葛亮
为致好马，恪即下谢，孙权感到十分诧异，问他：“马还没有送来，你却为
什么马上就谢我呢？”恪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
敢不谢”，其才捷敏辩如此。这四件事既有人物又有故事情节，是小说家们
的绝好材料，陈寿却把它写入了诸葛恪的传记之中，可见三国故事依附史传
的情形。
到了隋唐时期，三国故事已开始逐渐地脱离了史传的轨迹，进入了流传
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文学的阶段，并且通过话本系统和杂剧系统得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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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和完善。
我们先来看看在话本系统的流传情形。
说话人运用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讲说三国故事，很早便已经存
在。
隋炀帝时，有人将三国故事编成傀儡戏，如曹操谯（qiáO瞧）水击蛟，
刘备檀溪跃马等节目，在水上作杂戏表演。
唐人刘知己（661—721年）的《史通》卷五“采撰”中就有“诸葛犹存”
一目，云“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中唐以后，三国故事已变成了
说书艺术的重要素材，而且说得极其生动。晚唐有名的诗人李商隐在《骄儿
诗》中描述了他的儿子摹仿说书人形容张飞和邓艾的神情、语态。
在唐代“说话人”口中，三国历史人物张飞的形象是个黑面孔，邓艾的
形象特点是说话结巴。张、邓二人的形象，在史传中仅有点滴记叙，说张飞
“雄壮威猛”，在当阳长坂之战中“据水断桥，嗔目横矛”，这或许就是“张
飞胡”的由来。说邓艾“以口吃，不得作干佐”，这也是“邓艾吃”的由来。
但是唐代说话人对三国人物的艺术创造并不直接来源于历史，而是继承
前代说话人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作的。
《太平御览》卷四百六十四引《语林》中《邓艾》条说：“邓艾口吃，
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 ‘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
凤。’”这段妙趣横生的简洁对白，是塑造邓艾形象的生动之笔。
到了北宋，讲说三国故事，已经被归入专门的名目之中，叫做“说古话”。
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涂巷小儿听说三国语”》条云：“王彭尝
云：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
事，闻刘玄德败，颦戚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
宋徽宗崇宁、大观前后，“说话”这种文艺形式发展到了盛况空前的程
度。说话艺人之众多，从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分工之细密，都达到了一个鼎盛
的时期。
孟元老 《东京梦华剥》卷五“京瓦伎艺”条记叙了当时汴京的“说话”
情形：“……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祥讲史。李慥、杨中立、
张十一、徐明、赵式亨、贾九讲小说。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毛洋、霍
伯丑，商谜。吴八儿合生。张山人说浑话。……霍四究说三分。尹常卖五代
史。……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从这里关
于“霍四究说三分”的记载看，说话人专说三国故事，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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