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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写大型的历史的人是被一种要证明某种历史〃哲学〃的愿望在驱使着；他们以为自己已经发现了人类事变的发展所遵循的某种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黑格尔、马克思、斯宾格勒①和大金字塔及其〃神圣预言〃的解说者。关于大金字塔，人们曾经写出过各种大部头的书（我就有其中的几部）来说明它预言了从它建筑的时期起直到该书出版的日子是历史的主要轮廓。在那日子之后不久，埃及就要发生战斗，犹太人就要返回巴勒斯坦，然后就是第二次的到来②和世界的末日。埃及确实在进行着战斗，犹太人确实是在返回巴勒斯坦，所以那情形是惊人的。然而却仍然有大量的犹太人是在巴勒斯坦之外的，所以大金字塔的预言或许说的并不是当下的未来。
黑格尔的历史理论，狂想也并不更少一些。按照他说，有着某种叫做〃观念〃的东西，它总是在努力要成为绝对观念。观念先是在一个民族的身上体现它自己，然后又在另一个民族的身上。它开始于中国，但是发现它在这里无法施展，于是就移居到印度。然后它又在希腊人身上试了试，然后又在罗马人身上。它非常喜欢亚历山大和恺撒值得注意的是，它总是偏爱军人有甚于知识分子。但是在恺撒之后，它就开始认为在罗马人的身上没有事好做了，于是在犹疑了4个世纪左右之后，它就决定来到日耳曼人的身上，自此以后它就一直爱着日耳曼人，并且直到黑格尔的时候还在爱着。然而，他们的统治时代并不会是永远的。观念总是在向西行进，并且它在离开德国之后，就将移居到美洲，在那里它将挑起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一场大战。在那以后，如果它继续西行的话，我想它就会到达日本了，但是黑格尔并没有这样说。当它做了环绕世界的旅行之后，绝对观念就会得到实现而人类从此就将永远幸福。绝对观念相当于〃第二次的到来〃。
奇怪的是，这种狂幻的理论它以它自己的方式，也正有如对金字塔的迷信是一样的荒谬竟然被不计其数的教授们当做是智慧的顶峰而接受，不只是在德国（在那里它诉诸人们的民族虚荣心），并且还在英、美（在那里它并没有这种偶然的优势）。格外令人惊异的是，它竟奠定了马克思的学说，这种学说被他的信徒们赞扬为说尽了凡属科学的一切事情的最后一句话。马克思确实是做出了一些改动：〃观念〃被生产力所代替，相继体现着观念的各个民族则为相继的各个阶级所代替。但是古老的神话机制依旧存在着。共产主义革命代替了第二次 来临，无产阶级取代了诸神的统治，社会主义共和国则成为千年福王国①在感情上的代替品。正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马克思期待着千年福王国不久就将到来：也像早期基督徒们的后继者一样，马克思的后继者们也失望了世界又一次表明了它自己并不服从于体现着人类中某一部分人的希望的某种整齐的公式。
但是并非所有号称是总结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行程的普遍公式，都是乐观的。在我们今天，斯宾格勒就复活了斯多噶派那种循环周期的学说，这种学说如果当真的话，就要把人类的一切努力归结为整个的徒劳。按照斯宾格勒的说法，存在着一系列的文明，每一种文明都相当详尽地重演它的先行者的模式，每一种都慢慢地上升到成熟阶段，然后又陷入无可避免的破灭；我们文明②的破灭开始于1914③年。而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无法扼止我们的世界朝着衰老前进。幸而，这一理论是没有根据的，正有如它是黯淡的一样。以前的各个周期都需要对历史做出一种非常矫揉造作的安排，要过分强调某些事实而又过分轻视其他事实。即使情形不是这样，过去各个文明的事例也还是太少，而不能保证这种归纳。而且它忽略了由科学所引入的质的方面的新颖性，以及由近代战争的世界规模的特性（包括胜利者世界规模的主宰的可能性）所形成的量的方面的新颖性。说教者会扬言，天下无新事；但是如果他能看到一座大动力站或者一场平流层上的战争的话，他就不会这样说了。必须承认，这些事物可能不会防止他去说〃一切都是枉然〃，不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了。
有些东西是要从历史中学习的，但它们却并不是简单的普遍公式那样是只能抹去大半数的史实才能说得通的。炮制各种历史哲学的人，都可以看做是神话的编造者而被我们一笔勾销。但是仍然有两种十分不同的功能，是历史学可以担当的。一方面，它可以探索比较小型而低级的概括，从而可以构成一种（与哲学相对立的）历史科学的开端。另一方面，它可以由于研究个人，而探索着把戏剧或史诗的优点和真实性的优点结合起来。我并不准备把这两种功能中的任何一种置于另一种之上。它们是十分不同的，它们诉诸于不同类型的心灵，而且它们需要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用《米德尔敦》和布鲁塔克的传记①来说明这两种历史类型。我不愿意被剥夺二者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它们二者所提供的满意程度却悬殊得有如两极。一种是客观地在观察人，就像一个天文学家在观察天体；另一种则诉之于想像力并力图给我们一种对人的知识，那是一种驯马的人对马的知识那种知识毋宁说是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的，那是不可能翻译成科学的语言的，然而那在实际事物中却是有用处的。
科学的历史学是一项近代的发明。因此，就让我们暂时把它放到一旁，而来考虑一下阅读已往某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会有什么收获。
希罗多德①是被称为历史学家之父的，他有许多理由值得我们阅读。首先，他满是有趣的故事。几乎是在书的一开始，就是一位虚荣的国王康道里斯（Candaules）的故事，他很遗憾除了他自己而外竟没有一个人能充分赏识他那位王后的美丽，他希望他自己能以此而为人所艳羡。于是他就把他的首相季革斯（Gyges）藏在帷幕后面，使首相能窥见王后赤身裸体在洗澡。但是她看见他的脚伸露出来，就谴责他给她带来了一场致命的侮辱。此时此地，她就向他做了一番演说，她说：〃你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赎罪，要么你就必须死，要么你就必须杀死国王并娶我。〃季革斯毫无困难地做出了他的选择，并且成为了以克罗索斯②而告结束的那个新王朝的奠基者。希罗多德满是这类的故事，他一点也没有由于顾忌有损于历史学的尊严而感到阻力。尊重事实也并没有使他回避戏剧情节；关于居鲁士③击败克罗索斯的叙述就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尽管有的部分显然只是传说而非历史。
对于任何一个喜爱人类学的人，希罗多德对他当日所存在的各种野蛮人习俗的描述都是非常之有趣的。有时候他单纯是在复述旅行家的故事，但是他却往往会被近代的研究所证实。他自由自在地充分在检阅他所知道的各个民族和种族，他对此前是一无所知的读者们提供了一份有关古代世界的可赞美的介绍。
他的历史的主题是欧洲和亚洲的冲突，这在他那个时候以波斯人在马拉松和萨拉米的败绩④而达到了顶点。在此后所有的世纪中，这场席卷一切的战役一直在继续着。萨拉米标志着希腊时代亚洲人向西扩张的终结；然后便是由马其顿人和罗马人的欧洲征服了亚洲，到了图拉真①的时候而达到顶峰，随后便是长期的亚洲优势。5世纪阿提拉②在夏龙的败绩和8世纪摩尔人在图尔③的败绩就确定下来了亚洲征服范围的界限；亚洲最后的大胜利是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④。在此后的世纪里，欧洲由于科学技术而占有毫无疑问的优势；相反的运动的第一个信号，是日本人在1904…1905年的战争⑤中打败了俄国。这个相反的运动将要走到多么远，现在还不可能猜测，因为尽管日本无疑地会被打败，但是中国和印度将接踵而来成为亚洲的竞赛者。所以这些尘世上的巨大运动，都是在希罗多德所提出的框架之内出现的。
修昔底德⑥是伟大历史学家中的第二位；他的主题比希罗多德的要小，但是处理得更有技巧，也更加注意准确性。他的题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和斯巴达的冲突。康福德⑦曾指出过，他的历史著作是以希腊悲剧为范本的：他自己心爱的城邦雅典最后是战败了，就像是一个典型的英雄被命运之神和自负的骄傲驱向了灾难性的但又并非是不光彩的结局。他的写作是严谨的，并且严格限于有关的事情；这里面没有闲碎语的节外生枝，也没有什么令人开心的东西。但是这里却有着一种充满了史诗光辉的手法，表现出人们被命运之神驱向愚蠢 之路的场面，当正确的抉择会带来胜利的时候，他们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错误，他们由于激怒而变得邪恶，并终于陷入了无可挽救的毁灭。这个主题是一个打动希腊人的心灵的主题。有一种伟大的非个人的威力（叫做〃运命〃或〃正义〃或〃必然〃都无所谓）在掌握着世界，并且高出于神明之上。无论任何人或国家或事物逾越了这个法定的疆界，就都要受到对傲慢的惩罚。这就是真正的希腊人的宗教，而修昔底德则在他的著作中非常出色地阐明了它。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布鲁塔克就一直是古代历史学家之中最有影响的人但确实并非是在历史学作家们中间（因为他一点也不可信），而是在实际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们中间。我们只举两个例子：卢梭和哈密尔顿①的思想倾向，就大部分都得之于他；他的箴言供给了卢梭以学理，他的英雄则供给了哈密尔顿以雄心。一个一直都只不过知道他是位名人的人，大概会很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轻率的流言蜚语的写作家，他抵抗不住好故事；而且除了少数的事例而外，总是十分愿意讲述乃至于夸大他那些英雄人物的弱点。例如他讲过马克·安东尼②在已经是一个高官的时候，由于带着一名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