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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政治部专司政治党务教育宣传等工作，对学生的政治教育起着最高的领导地位作用。军校第一任党代表廖仲恺，是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新三民主义的忠实执行者，国民党左派领袖。政治部主任在开始时是戴季陶，不很称职，致使“政治部很清淡”，由于戴只钻“奥深理论”，对军校学生的实际却了解不多，军校政治工作没有什么开展。后经校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中正、军事顾问加伦3人会商，决定请中国共产党推荐1名适当人选做政治部主任。1924年秋，共产党派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一职。
军校政治部在周恩来领导下，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与政治部工作人员共同制定政治教育大纲，明确提出政治教育的要求是“使学生彻底了解他们自己的责任”，“彻底了解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养成士兵明确的政治观点”，等等。周恩来除管理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和积极协助校内国民党党部工作外，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优秀的学生中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党员、团员为骨干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并出版发行会刊《中国军人》，宣传马列主义，团结教育本校师生及全国军人。1926年1月，共产党员熊雄接任政治部主任，直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一直由共产党人直接领导。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2）
共产党人在主管军校政治部期间，军校政治教育采取了多种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军校面貌焕然一新。政治部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除了党代表、苏联顾问亲自兼课外，还专门聘请了萧楚女、恽代英、张秋人、聂荣臻、高语罕、周逸群、韩麟符、许德珩等著名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到军校任政治教官。周恩来更是经常给学生们讲课，如他在1925年专门作了题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和《武力与民众》等报告，深刻阐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任务和作用。同时，政治部还邀请校外政治活动家、著名人士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苏兆征、刘尔崧、鲁迅到校讲演。政治部还组织了俱乐部，组织官兵开展政治讨论与研究，成立血花剧社，油印《士兵之友》，办壁报以及出版《黄埔日刊》、《武力与民众》、《帝国主义》、《各国革命运动概况》等政治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推动了军校政治教育的蓬勃开展。
《黄埔日刊》一页周恩来在主持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对全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进行了分工，制定了工作细则和条例，如《政治部服务细则》、《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等。此外，军校政治部还建立了政治问答制度。上述制度的建立与规则、条例的制定，对于搞好军校的政治教育并使其走向正规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毛泽东在总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作经验时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而这种制度在中国的实行正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黄埔军校在共产国际帮助和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努力之下，在政治教育训练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是负责管理和担任政工任务者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
军校党组织在校中的公开活动基本上是以政治部为公开阵地，因为军校中共产党员几乎全是在做军校中的政治工作。黄埔军校政治部是校本部下设的6个部其中之一，其他5个部是教练部、教授部、管理部、军需部、军医部。政治部的职能是掌管全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政治部服务规则》规定了政治部的任务：对于全体官佐、员生、士兵、伕工负有政治训练或指导之责，使其具有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完成国民革命之历史使命。对外负责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必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孙中山关于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之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行动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
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设主任、副主任。主任承校长、党代表或副校长之命，教育长之指导，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指挥、监督，负责全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因此，如周恩来在任政治部主任期间，实际上是受国共两党双重领导，只不过他是以不同的身份出现在不同的场合。政治部机关还有秘书辅助主任及副主任，督促全部部务工作。聂荣臻曾任秘书。在秘书指导下，随从书记保管及收发重要文件及临时派出对外交涉等事。黄埔军校在广州的中期、后期，政治部下设：编译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教官、总务科、宣传科、党务科，各科下设若干股。在政治教官中，政治主任教官受政治部主任及副主任指挥，同各教官负责实施政治教育，政治教官辅助政治主任教官，分别担任政治课程教学。
政治教育人员构成大致可以分为4种类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多为专职政工人员。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熊雄，政治部副主任鲁易，秘书聂荣臻，政治主任教官恽代英，政治教官萧楚女、欧阳建修、张秋人、李合林，曾任组织科长的杨其纲，任宣传科长的安体诚，政治讲师于树德等。二是当时国民党党政要人兼任政治教官，如：胡汉民、汪精卫、邵元冲、顾孟余、丁维芬，还有曾首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国民党理论权威戴季陶等人。三是邀请当时的一些社会名流来军校作政治演讲。四是教导团连以上单位设立的党代表直接授课。由以上所述可见，共产党人在军校政治教育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明显的师资力量对比，也是军校政治教育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以俄为师，以争主义之胜利（3）
黄埔军校广州时期的第1至第5期学生在军校中所接受的政治教育，黄埔军校第2期政治部职员合影基本上是依照政治教育大纲具体实施的。但是，各期学生由于在校时间不同，所受的政治教育内容也不尽相同，政治教育大纲在科目内容上前后也不相一致，后期较详实于前期。如在办校初期，规定的政治课程有8门，详细科目依次是：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三民主义、国民党史。1925年军校的政治课多达26门。在1926年的政治教育大纲中，科目已多达40余种。但后期科目虽详细于前期，在内容上则基本上是大体一致的，是以进行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教育为主要内容。总的来看，黄埔军校在广州时期的政治教育，在具体实施内容上主要有3个方面：1．新三民主义教育军校学生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的信仰和入学动机并不都是纯正的。有为找个人出路来的，有幻想有朝一日升官发财出人头地的，或是想日后高官荣归故里的。还有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军校政治部根据要培养一支深明新三民主义党义的革命军队的要求，首先对学生进行革命精神教育，大力贯彻革命的新三民主义，使全校官长、学生都明白，实行反帝反封建的三民主义是惟一的奋斗目标。政治部在具体进行三民主义教育时，严格要求每个学生必须彻底弄懂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之所以要进行民族革命，是因为备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要进行民权革命，是因为备受阶级压迫、民权不平等的痛苦；要进行民生革命，是因为备受贫富不均、阶级不平等的痛苦。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是青年学生军人最崇高的革命使命。正由于明确了这一根本目的，军校提出了“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响亮口号。以“主义”为中心的政治教育，在授课内容中还不断教育学生牢记：勿忘国贼横暴，勿忘强权压迫，坚守主义，尽忠职务，团结精诚，始终一致，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责任。在新三民主义的陶冶下，黄埔军校学生多能深知“主义”的重要，把“主义”比做是自己的生命，誓将“白骨与碧血”去换取“主义”的实现。正因为新三民主义的精神深入人心，所以军校许多将士均有“拼命之决心，以争主义之胜利。”
2．爱民教育军校政治部对于爱民教育十分重视。新三民主义方略的精神，就是救护人民，解除人民的苦难。“军士之打仗是为人民而打的，若非为人民而打之仗，彼此不必去打，能如此者为党军，不能如此者非党军。”所以，军校学生爱民，这是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重要标志。在授课问答内容中，明确提出“我们为什么革命？答：我们要解救人民的痛苦。人民的痛苦在哪里？答：资本家的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军阀的压迫。我们救护人民的职责怎样？答：我们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爱民教育的强化下，军校青年学生多能深刻地理解要援救被压迫的阶级，摆脱民众的苦难，就得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在进行爱民教育时，政治部还组织学生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去，加强对民众的了解，培养爱民的感情，接受民众的教育。1926年9月，英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县惨案”，10月26日，广州各界民众数万人在东校场召开反抗英军炮击万县示威大会，黄埔军校政治大队全体学生皆赴省城参加大会。并由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