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后义正词严地说：‘有什么见不得人，我们就是要革你们的命。’他恼羞成怒，回去后，我的那个叔伯二姐让人带信给我，今后不准我走她家门前那条街。其他姐妹也有同样的遭遇。但我们不气馁、不低头，敢于向旧势力挑战，决意在黑暗中冲杀出一条光明的路。”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女学生在旧势力面前，极为勇敢，她们在当时投考军校，克服了很大的阻力。
在投考军校的女生中，有的已经深受革命熏陶，是抱着献身革命事业的崇高理想而从军的。如女学生游曦，就是其中一个。原第6期政治科学生冼大启在《武汉分校始末——兼忆战友游曦》一文中回忆说：“重庆当地报考的男女生，多来自重庆中法大学和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这两个学校。中法大学系吴老（吴玉章先生）所办，省立女师，受萧楚女、恽代英两先生的革命熏陶甚深……游曦同志就读省二女师，她以一女生毅然从军，献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主要是由于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再如胡筠、赵一曼等，在投考军校前，都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
那时，女生当兵的动机十有八九是为了脱离封建家庭的压迫，寻找自己的出路。吕儒贞回忆说：“有的同学是反对包办婚姻；有的是不堪丈夫虐待；还有的是经济困难不能升学”，但“大多数女同学都是为真正的人类解放来女生队的，她们恨透了那个社会桎梏妇女。”她们渴望自由、独立，立志要做一个有出息的女子。
此外，这些年轻女子还怀着许多美妙的幻想，如想学古代从军的妇女。原女生队学生胡兰畦回忆说：“过去大家都羡慕古代从军的妇女，曾经有过很多幻想，很多希望，但结果却总是一场空梦。今天，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打垮了直系军阀，军校招收女生终于成了事实。我们就要开始真正的军人生活了，心里那股高兴劲，简直别提多美了！”（《胡兰畦回忆录》）当时30名四川籍女子参加复试，有两人落榜，其中名叫柯银珠的，因落榜竟活活气死了。
这批20年代初期的青年妇女，虽然投考军校的动机不尽相同，但她们在当时能脱去罗裙，走出闺阁，换上戎装，背枪当兵，仅就这一行动本身来说，就非常了不起。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3）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现解放七道中段）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宋庆龄、吴玉章、于树德等出席大会。全校学生及入伍生共6000余人到会，除引人注目的女生队外，还有从黄埔本校迁来的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科3个大队和分校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队。次日《汉口民国日报》报道：“场之上首设台一座”，“学生千余人，整队分列台前”。200多名女生，同男生一样，着深灰色军装，紧束着皮腰带，带着军帽，打着绑腿，并肩站立。她们是中国第一批军事院校的女兵。长期封建积习的影响，中国少女一般不抛头露面，离家上学已少见，入伍当兵和男兵一样跌爬滚打、刺刀见红更是开启社会风气的创举。恽代英赞扬她们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榜样”。
新生入校后首先需要受3个月的入伍教育，被编为1个大队的女生，与新招收的政治科两个大黄埔六期生张瑞华在北京家中队统属第6期入伍生总队。女生队下分3个中队，9个区队，每个区队3个班。在黄埔本校第1至第5期时，没有设指导员。武汉军校第6期学生入校时，首先在女生队设置了指导员。女生队长郑奠邦，中队长杨伯珩、张麟书等，指导员彭漪兰、钟复光、唐维淑等。
女生队和分校本部同住武昌两湖书院，女生队全体学生住在这个大书院东部一个院落的两层楼里。楼上是宿舍，楼下是饭堂。女生队的宿舍、饭堂、课堂和操场是单独的，除此之外，女学生与男学生穿一样的服装，过一样紧张的军事生活，没有特殊的地方。军校纪律非常严格，生活节奏非常紧张。早上军号一响，马上起床、穿衣、梳洗，将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个豆腐块，摆在木板床正中央。10分钟一切要收拾完毕，然后进行操练。在饭堂里吃饭也要军事化，只要队长放下筷子，学生们必须全体起立，没有吃完的要受到批评。从早上5时半起床开始，一直到晚上9时半睡觉，根本没有休息时间。每天8节课，4节学科，4节术科。
军事训练课有步兵操典、射击训练，还到蛇山“打野外”，进行实地军事演习等。女生拿的步枪，有的比她们的个子还要高。有些裹过小脚的女兵，跑起步来，要比别人付出多倍的辛苦。她们接受军校的一切严格训练，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当年的武昌街头，经常可见一群头剪短发，身着军装，腰扎皮带，打着绑腿的女兵，英姿飒爽地行进。
军校为了使男女学生在服装外表上有所区别，原决定让女生打黑色绑腿，军服双袖缀上红色字母“W”标记，并发短枪。许多女生表示坚决反对，她们说：“我们都是革命战士，男女应该平等，但是我们在革命政府之下，如果连穿衣服都得不到平等，还要拿一个字母来表示区别，这又算什么呢？”军校最后只好决定取消这一提案。如此统一服装，女学生除了留有短发之外，男女生在外表上很难看出区别。特别是戴上军帽后，几乎分不出男女。军校为了照顾女生生理特点，女生有例假时，只要戴上一个袖章就可以不用出操，不用参加军训。但是女生坚决不戴，她们凭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参加摸爬滚打的艰苦训练。有许多女生发出这样的呼声：“试问革命军人是受人怜念的吗？我们要拿出百折不挠的精神来，我们要接受学校的一切严格训练，我们要做和男生一样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培养，是军校女学生迅速成长的重要原因。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中占有重要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而使得大多数女学生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武汉分校成立时，中共中央即派出许多人到军校工作，如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施存统任政治部主任，叶镛、陆更夫在政治部担任重要工作，政治教官高语罕、谭平山、沈雁冰、李达、李汉俊、许德珩等，也多系共产党员。分校中的中、下级军事和政治干部大半是共产党员，如徐向前任政治大队第1队队长，彭漪兰、钟复光任女生队指导员，李鸣珂任党的联络员，陈毅表面上当文书，实际上是校中的中共党委书记。当时的分校校长由邓演达代理，蒋介石只是挂名校长。军校校长制改为委员制以后，恽代英是三常委之一，军校日常工作由恽代英实际主持。特别是在校一级领导人中，由恽代英专门分管女生队。中共党的方针政策在分校中得到了积极地贯彻，充分体现了党对分校的直接领导。
成立女生队武汉分校的创举（4）
武汉分校女生大队指导员钟复光，
后为全国政协委员。女生队隶属于政治大队，学习以政治课为主。在恽代英等领导下，学校非常重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教育。开设的政治课有：《社会主义史》、《社会发展史》、《妇女解放运动》、《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世界妇女运动史》以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这些课程分别由许德珩、吴文祺、沈雁冰等讲授。恽代英经常给学生上课，组织编写辅导材料，有时还和学生一起参加听课，以考察教学效果，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他还邀请当时的革命领袖和在理论上有所建树的进步人士来校作政治讲演，如陈独秀、周恩来、董必武、萧楚女、陈潭秋、郭沫若、吴玉章、瞿秋白、宋庆龄、何香凝等，都曾应邀来校作过报告或讲过课。从而提高了分校学生的政治素质，使其自觉地忠诚于革命事业。
中共党在抓好政治教育的同时，从组织上注意在女生队中发展党员，并注意做好对女生党员的教育。恽代英特别指示女生队党支部，做好组织和发展工作，他在校务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到女生队参加党的生活会。陈毅在同女学生胡兰畦谈话时，特地问她入党了没有，并为她的入党问题，向军校党组织作了介绍。党的联络员，经常到女生队党支部联系工作，传达党的重要指示。
为办好女生队，中共党派到军校的领导人在认识上是明确的，因而对于女生队的建设，在各个方面都予以关注。恽代英对女生队的负责人说：“军校成立女生队是破天荒的大事，是中国军20年代初期的陈毅事教育史上的创举。办女生队阻力很大，丁维汾（国民党右派）等人反对，封建势力拼命阻挠，守旧的人也不赞成。我们党下决心要在军校培训妇女骨干，毕业后参加领导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斗争。你们的责任重大，你们要努力呀！”他又特别关照说：“女生的身体比较弱，她们不仅在校内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还要到校外去进行革命活动，体力消耗大，要注意她们的饮食和作息时间。”据原武汉分校部分女学生回忆，当时按照恽代英的指示，女生队的伙食办得很好，除早餐外，中午和晚间都是大米饭，四菜一汤，节日还加菜。
武汉分校依旧本着黄埔本校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针。女学生在校中所学的课程主要分军事、政治两种，每天基本上是半天上军事课，半天上政治课。课余时间（主要是晚上）有时自习，有时开展文娱活动，有时召开政治讨论会。她们如饥似渴地钻研理论，提高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坚定了为之献身的决心。在进行紧张的学习和训练同时，女学生们还经常参加校外政治活动。
1927年“三八”妇女节，武汉军校女生队参加了湖北省妇女协会在汉口举行的庆祝会，她们结合收回汉口英国租界的意义，向武汉三镇市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