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也许可以不认真追究别的人与康、梁不清不白，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再，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和袁世凯一直得
势到了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钝了，最欢喜的当然是两广的地方官。大家又欢天喜地，付了一百万港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国的官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维持。可是，不知不觉地，新政，靠着腐败官员操作的新政，却越来越不成样子，到处民怨沸腾。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也丢掉了，没有几年，大龙旗就变了颜色。
康熙的才学
康熙皇帝玄烨，至少在眼下，要算是皇帝中最有知名度的一位。他日益飙升的名气，显然和政界、学界以及娱乐圈的追捧不无关系。“康熙来了”，不仅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娱乐节目，也几乎成了近来人们打开电视时的第一感觉。
只要跟娱乐圈沾了边，名气大的人不一定声誉好，可人家康熙不然，硬是名气大，而且声誉佳。大家七手八脚，直到将他老人家捧成了“千古一帝”，似乎还没有歇手的可能。关键是，捧的人里不光是娱乐圈的“娱编”、“娱导”、“娱艺”加“娱记”，学界也相当积极。在这些学者眼里，康熙的文治武功无不登峰造极，武能打仗而且打猎（用鸟铳，一枪一只大狗熊），文能做诗为文，无论诗词歌赋，古体近体，样样精通。据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人家还学贯中西，于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历算甚至音乐绘画，无一不能。
中国的大人物头上，都免不了有光环。康熙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就干了件擒拿权臣鳌拜的大事，以后一系列文治武功，包子上的褶，全露在外面，叫人不说好也难。神话从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传，越传越神，害得末帝溥仪经过劳改营改造了多年之后，却还相信太和殿前的铜鹤腿上的凹印，是跟随康熙南巡时被这位圣祖皇帝一箭误伤的。
康熙喜欢跟西洋人打交道，西方的传教士一个接一个收用，洋鼻烟、洋钟表，外加洋药和洋乐器都大量地收藏。不过，西方的洋和尚虽然很得恩宠，却出家人不打诳语，硬是不肯加入满人和汉人关于康熙的神话合唱。曾经在康熙身边服务了13年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不少有关康熙的内幕消息，其中有段是这样说的：“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叉或古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就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经常见证的那样。”说这话的洋人，是康熙在西学方面的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学业状况，应该是清楚的。
仅仅因为某个手指触到了琴键，就会被奉承为音乐家，时间长了，自己也糊涂了，以为自己就是音乐家。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中国制造”。世间所传康熙的数学造诣，估计比音乐状况稍好，但也好不了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连历史学家在内，许多人仍然像相信康熙能用原始的鸟铳，将一头硕大的黑熊或者老虎一枪毙命一样，相信康熙那无所不知的学问，尤其是西学造诣。看来，不管时代变了多少，人们习惯围绕着猛人制造神话的传统却并没有变，只要某个猛人还说得过去，我们就不吝惜将所有美好的东西加到他们的头上，活生生变出光环来；如果不幸自己所处的时代实在没有像样的猛人，那么拾点古人之余唾捧捧古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记得《世说新语》上有一则南朝故事，说是某名士棋艺特高，偏皇帝也是个棋迷，硬是居心叵测地找来该名士，让他说天下谁的棋艺高，名士答曰：陛下皇帝里第一，微臣臣子里第一。眼下，我看我们用不着追求实事求是，只要恢复到该名士的境界，就已经足矣。
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嗦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都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功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靠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地是喜欢这种贾政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的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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