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及到新中国成立后，基本上已经入土为安了。我和妻子在平江发现的东西，严格来说，只能算是私塾教育在特殊环境下的残存的活化石。它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生物体上的意义，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已经等于消亡了。平江私塾的最后消失，虽然比我的预期要早了一些，但也在情理之中。在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中，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平江的山乡也是正在消亡中的农村。在我调查的当时，就已经感觉到，平江农村使私塾赖以残存的文化环境正在逐步被破坏，成年人长年到广东打工的越来越多，当年的一位受访者在赠给我几首诗之后，就来信要求我替他在北京找工作。与此同时，人们的礼俗需要也在向时尚“进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即使没有官方不合作甚至压制的态度，私塾也不可能长久地生存下去。
尽管如此，平江私塾的发现，对于中国的学界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平江私塾的存在，事实上揭示了西方所谓的大渠道教育（学校教育）跟农村日常生活以及民俗环境的关系。在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虽然理论上有官学和私学之分，但真正起教育作用的只有私学。官学设在城里不说，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教学活动，官学对于农村社会的意义只是通过其学生（生员）体现的。对于农民来说，进了官学就等于跨进了科举的门槛，官学实际上等于是古代社会选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是由各种名目的私学实现的，其中，私塾是最常见和普通的部分。在接触平江私塾之前，我一直认为，由于戏曲说唱等小渠道教育，农民喜闻乐见，有寓教于娱的作用，所以理应是农村社会教育的主角；农民的意识构成，主要来源于这些说说唱唱的东西；所以，对于农村而言，小渠道教育的价值理应更重要。因此，在我论述传统农村教育的时候，给了小渠道更多的笔墨，对于乡村的学校，只是一带而过。然而，平江的私塾纠正了我的偏颇。
中国的农村，事实上是个礼俗的社会，以养生和送死为核心的人生礼仪活动，实际上构成了农村日常生活的骨架。对于局外人来说，婚丧嫁娶、拜寿上坟、年节祭祀，无非是些繁复的仪式和吃喝热闹。但处在传统农村环境中的人，如果离开了这种仪式，日常生活就没有了灵魂，甚至可以说生活就没有了意义。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农民离不开礼仪活动，可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这些礼仪活动程序之繁复，讲究之复杂，又是普通农民所无法掌握的。所以，私塾教育除了文字和道德知识的传授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授礼仪，即平江人所谓的“学应酬”。学生不仅要跟老师学习各种礼仪活动的仪式程序，还要跟随老师掺和婚丧嫁娶，现场实习主持仪式（主礼）。所以，传统的礼仪从内容到形式的传承，事实上是通过私塾来实现的。在所有具有传授礼仪职能的私塾中，少数能够完成学业的人，无论能否进入官学，踏上科举的阶梯，都成为事实上的乡村之“儒”（儒的本义就是主礼者）。能够熟悉和主持礼仪，不惟受人尊重，而且能多得一份收入（当然，有功名的人更具有主持礼仪的资格，只是身份太高的人，比如举人老爷，不大可能受如此的辛苦，一般只是象征性地过过手，比如“点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真正的主持者还是那些没有身份的“儒”和穷秀才）。而多数只识了几个字就半途而废的农民，也因多少了解一点礼仪知识，而成为礼仪活动中很能配合的一群。据统计，在传统时代，农村中男性成员，上过私塾的人比率是相当高的，可以达到50％左右（参见E。S。罗斯基的研究和李景汉的定县调查）。有这样大的一群人很懂行地配合，任何复杂的礼仪活动都可以顺利地展开。我在许多地方收罗旧书时，都收集到了一些线装和手抄的“礼仪书”和“称谓录”之类的东西。礼仪书上把婚丧嫁娶各种礼仪形式的程序、步骤都讲得十分清楚，关于丧礼，不仅有仪式程序，还有各种挽联的写法；甚至我还见到过一本手抄的《写包本子》，是专门介绍如何写上坟的“红包”（纸钱袋）的，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写法。这些东西，据说已经传了几辈、十几辈子（从其破旧的程度也可以看出）。看来，农民很早就把礼仪从儒家典籍的《三礼》中简化出来，变为切实可行的教程。
“礼”在农村社会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在于秩序的建构和维持。农民固然可以从乡间戏剧说唱中知道什么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仰慕忠臣义士、义夫节妇，但却只有在不断的礼仪演练中，才可能明了什么是大小尊卑、昭穆远近，学会怎么样进退有据、行止有节甚至礼让恭谦。从某种意义上讲，煞有介事的礼仪气氛和一板一眼的礼仪程序，是乡民学会服从秩序的最好老师，而演礼导致的肌肉记忆，远比言者谆谆的说教更有效。也可以说，乡村社会的秩序，主要是靠礼仪活动的展开来维持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的内涵经过了许多次的转换，但礼依然是其核心内容的原因。实际上，私塾的其他教学内容，也跟“礼”不无关系。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掌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学习礼的内涵，而文字的训练，比如“对对子”的练习，在乡下的功用就是写对联。对联不仅用在年节，而且用于相互往来，吊死贺生。从这个意义上，上学才真的能实现“知书达礼”。因此，我们说，私塾教育和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私塾和乡村社会的乡绅一样，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地位。私塾教育的缺位，从长期来看，不仅会导致农村识字率的下降，而且会使乡村社会的既有秩序出现紊乱。
显然，清末新政以来的教育改革，对农村社会产生的影响，事实上超过了学者们所能给出的估量。传统私塾教育的迅速衰落和乡村精英的流失，背后是农村日常生活的失常和礼俗秩序的紊乱。在军阀混战的大背景配合下，最后只能导致乡村暴力化倾向的泛滥，对中国的未来政治走向产生了导向性的影响。当然，任何后发现代化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总要付出代价。也许有人会说，乡村的衰败，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成本。然而，清末以来教育改革的成本，并没有在乡村的迅速败落面前停止支付，所谓新旧教育嬗变所蕴涵的文化尴尬，实际上一直折磨着国人，直到今天。
晚清以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日益凸显。传统就意味着旧，意味着落后，现代则代表着新，代表着进步，体现着进化的方向。只要是现代的，就意味着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和行动上的可行性。更可悲的是，作为被西方逼上现代化路径的中国人，我们几乎忘记了在所谓的传统和现代的二元话语中，事实上隐藏着的是中西文化冲突的命题。西方的传统和现代命题，和我们的并不是一回事，他们的传统与现代是一个脉络里的延续，现代里也包含传统的东西，现代对于传统，更多的不是背反，而是扬弃，甚至现代性的启蒙，也可以借复古的名义进行。但是，到了中国的语境里，事情则发生了变化，传统意味着中国，而现代则等于是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不管我们有无自觉，事实上都包含有以西方替代中国的意义。以汉语教学为例，在基本上放弃了拉丁化的尝试后，绝大多数教和被教的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教学实际上还是一个“以夷变夏”的过程。自《马氏文通》以来，汉语一直在被主谓宾、定补状的语法体系所阉割着，被名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肢解着。从小老师就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把形容词“绿”当作动词用。长大了才知道，其实汉语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动词形容词的分别。所有的语法概念，不过是人们借来切割，不，凌迟汉语的西方语言学的手术刀。当然，跟所有的手术刀一样，凡是叫这个名字的东西，都意味着“科学”，因此具有无法抵御的魔力。
更耐人寻味的是，从白话文的改革到汉语拉丁化的尝试，主导者莫不以平民主义为圭臬。据说把“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引入书面文字，不仅可以把文言的死文字变活，而且还可以提高平民的识字能力。然而，在改革实践中，真正落实到纸面上的文字，则流为各种形式的欧化语式，长句子加倒装只是比较露骨的一种，而较为活泼的散文体则比较隐蔽。而落到教育层面（白话文的提倡，没有经过几场像样的战役，就在提倡尊孔读经的北洋政府首肯下，在全国中小学推行，1922年北洋政府宣布废除所有的文言文语文教材，代之以白话文），白话文的教学，并没有获得提倡者预期的效果，使平民的语言学习更加便捷容易，书面的文字能力得到迅速的提高。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说，他在私塾的时候已经读了《文选》和《通鉴》这样的大部头，转入小学却要大念特念“早晨和雄鸡”、“喔喔喔，白月照黑屋”。这种“喔喔喔”的语文教育，固然背后有西方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支撑，但喔不出名堂是肯定的。身为学者，吃文字饭的唐先生，他用中文写作的功夫，估计十有八九不来自这些“喔喔喔”。今天，语文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已经成为教育界和网上议论的话柄，九年甚至十几二十年教不出能写流畅母语文字学生的现象，并不是个别的事例。然而，我们的教育部门，其实对此并不真的在意。因为，说到底，现在衡量国家教育的现代化程度的指标，跟学生汉语程度的高低没有多少关系。
尽管私塾因师资和生源的差异，教学效果不一，但在汉语教育上的功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说明，传统的学校教育方式，应该有其合乎汉语规律的成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