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各种名目的“请愿团”进京，有商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农民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等，一起拥到新华门，要求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不失时机地冲出胡同，组织妓女请愿团，跟大伙一块起哄。领头的一说是小阿凤，一说是花元春，都是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红倌人。妓女请愿团虽说人数不多，但由于颜色靓丽，身段婀娜，特会招摇，所以引来围观者甚众，如果从造声势的角度来看，的确给洪宪帝制添了若许声色。
洪宪帝制虽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也翘了辫子，但八大胡同可从此跟民国政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更密切。其实，还在袁世凯的时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窑子已经是家常便饭，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在京高官的一项业余活动。只是袁世凯死了以后，高官们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办去了。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上京办公事，却被拉去吃花酒，人还没坐定，呼啦啦来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总长（中央政府的部长）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总长还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冯玉祥少见多怪，其实民国的政务，多半是在胡同里决定的。政坛风云，战场烟雨，都多少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点关系。政府官员如此，国会议员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们除了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国第二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安福者，八大胡同之一的胡同之名也。说起来，毕竟北京是首都，当上海的妓女还满足于花国政府官员的虚名时，这里的姐妹们已经把政府带国会一起给操纵了。
自清末民初以来，妓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就在于，这些妓女在家为平民女的时候，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还见识到了这些人的满腹“经纶”。
流氓大亨的脸面
黄金荣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青帮最有名的两位流氓大亨。按当年上海的规矩，有名到了这个程度，就应该叫“闻人”了；不过，闻人这个称呼，除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外，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实的含义，所以，只好委屈二位，依然称他们为大亨。虽然有点对时下有关电视剧跟风从俗之嫌，为了通俗计，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两位大亨之中，黄金荣出道较早，实际上属于杜月笙的师辈，黄在法租界做华探、黑白两道通吃的时候，杜还是上海滩的瘪三。可是最后却是杜后来居上，不仅名声，而且实力远远高于黄金荣之上。害得原来一起混过的蒋介石跟北伐军杀回上海，要对付共产党的上海工人纠察队，都不找黄金荣，而偏劳杜月笙和张啸林（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解放的时候，黄呆在家里不跑，而杜明知道蒋介石不待见他，也得开溜，只好呆在香港，客死他乡）。
在一般人看来，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能干，进了监狱，出来还是冯妇再做，要什么脸哪。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帮着提行李，一件两元（那是银洋）。你说行李轻，他要两元；你说路近，他要两元；你说不要他提了，依然是两元；似乎不要脸到了家了。其实，在那个时代，流氓也是讲脸面的，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只不过，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说青皮吧，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可两下较量起来，如果装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再也别想在地面上混。大人物吃了瘪，如果不想法找回来，也算是栽面，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栽过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还是1910年代的事情，有天，黄金荣在看戏，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色艺俱佳。正看到兴处，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很是放肆。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胖揍一顿。他不知道，挨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军阀手里有枪，怎么会吃这个气，在租界里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几天，卢公子带着一排人，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糟就糟在，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却就是惹不起军阀，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
有了前辈的教训，杜月笙聪明多了，有枪的人不惹，不仅不惹，而且倾力结交。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甚至下了野丢了枪，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钱，也给。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到了上海，要清共，他不仅出人跟工人纠察队闹事，给蒋介石提供下手的机会，甚至不惜破坏青帮的规矩，出卖自己的徒弟、上海总工会会长汪寿华，将他骗出来杀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惹蒋介石这个最大个的军阀。不过，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比如1932年驻守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抗战，跟日本人打了起来，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抗战，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这个老相识，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不给官做，不给名誉，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
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传统戏剧里免不了有皇帝的形象出现，不过，戏里的皇帝，一律降一格，称王。头上断不敢戴24个旒的皇冠，只能扣上一顶花里胡哨满是绒球的“王帽子”（梨园弟子想像的王冠）。只是虽然不称皇帝不叫孤王，但所演的人物往往就是历史中有名有姓的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并不因他们高贵的身份而“真事隐”、“假语村”。实际上，戏台上还是顶着“王帽子”演真皇帝。
演的虽然是真皇帝，但事迹可是真假掺半。编本子（戏）的人，多半是些粗通文墨的下等人，看戏的则更多地是大字不识的老粗，时常就会有些为了“收视率”而加的即兴之作，虽说不至于关公战秦琼，但墨水多的文化人看了多半是要喷饭的。比较有意思的一桩是这样的：某些专演帝王将相的戏里，凡是那些戏里认为比较昏庸的“王帽子”身边，总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将相，比如唐朝的秦琼、尉迟恭，宋朝杨家将故事里的八王赵德芳，包公戏里的包拯，《二进宫》里的徐国公，等等。这些人的特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为王朝建立不世之功的功臣，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都有某种兵器或者别的什么家伙，比如尉迟恭的金鞭、赵德芳的凹面金锏、徐国公的铜锤和包拯的龙头铡之类。这种东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经过先王“御封”的。这些功臣虽然有大功劳在身，但其本人却算不了什么，既管不了奸臣祸国，也管不了昏君发昏，但只要操起手中的家伙，马上威力陡增，因为这些家伙，是先王亲口封的——可以上管臣下管民，皇帝的脑袋也管三分，挨到谁的脑袋，一概打死毋论，惹急了，尽可以操家伙往皇后甚至皇帝脑袋上抡（实际上没有真打着的）；由于现任的皇帝总大不过他爹去（有孝道管着），所以一般都只好退让了事。当然，这些有特别家伙的将相，在戏里都是绝对的好人，忠诚——不会起叛心，公正——明辨是非，廉洁——都是清官。
现存的中国戏剧，除了昆曲之外，包括所谓的国粹京剧，都是下层社会的产物。编本子的人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而艺人们学戏演戏，基本上是心口相传，因为他们不识字。因此，唱词念白中不合逻辑、文理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近代以来，经老佛爷西太后的法眼，京剧得到了一大批上层人士的青睐，虽经过反复修改，我们今天听来，还是有点文理不顺，何况别的地方戏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实际上反映的是下层社会的口味和心态，喜怒哀乐，概莫能外。能够“管君”或者“制君”兵器的设计，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某种希冀的体现。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的，说什么是什么，谁也挡不住。明白的时候当然无所谓，万一发起昏来，麻烦可就大了。在他们的想像中，皇帝总是昏的时候多，发起坏来，忠奸不分，好坏不明，横征暴敛，最后总是老百姓倒霉。即使是想像，总得想法挡他一挡。于是，那些受了先王御封的锤呀锏呀的家伙就出来了，拥有这些家伙的人是臣，可一旦操起家伙，就有了制约皇帝的权力，而且这些人都是好人。所以，皇帝也就有了百姓想像中的制约者，老百姓多少有了点保障，不至于无限制地受暴政的荼毒。
西方政治学讲的权力制衡，中国最没文化的老百姓，其实也是懂的。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剪了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歧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住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惟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