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成了笑料，农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卷入了话语转换的漩涡。人们在抛弃政治性话语束缚的同时，连附着其上的道德约束也一并扔掉。在全民向话语庸俗化的竞走中，农民兄弟的步伐其实并不慢，甚至道德的失落程度往往更大。突然之间，农民发现，当他们不再用道德话语约束自己的时候，用它来约束干部也有了几分困难。也许，人们还会操着传统的道德工具来抨击干部的腐败，但这种抨击事实上已经没有了道德的普适意义，更多的只是一种嫉妒，或者为自己讨公道求利益时的策略。人们对从前深恶痛绝的腐败丑行，不仅内心的道德谴责不如从前，而且已经丧失了语言上的批判能力。事实上，一旦抨击者自己有了权力，那么很可能比别人贪得更厉害。农民对干部的制约丧失了，而农民之间的纷争也进入原始状态，现在农村的人们解决彼此之间的纠纷，传统的道理和革命的话语都失去了作用，干部的调解也在逐步退出现场。在司法腐败没有根本好转之前，农民走向法庭其实未必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也可能是在寻租，实现对自己有利的权钱交易。而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事实上选择了武力解决，极大地恶化了农村的生存空间。应该说，农村的失控和农民的失语，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因果的联系。
农民如果在自己的生存半径之内，尚且处于失语的状态，那么，无论我们有多少良好的愿望和措施，都是不可能让他们走向自治的。他们可以为了一斤猪肉放弃自己的权利，也可以像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刚刚播过的山西老夭头村的村民那样，以每张1800元的价格，卖掉自己的选票。因为事实上他们的话语里根本没有“权利”这个概念，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投票权对自己意味着什么。我发现，在东南沿海的发达地区，某些卷入市场颇深的农民群体，虽然对于民主概念依然模糊，但由于市场的缘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权利，所以也有自组织的愿望和期待，居然有了自己的NGO（非政府组织）。而在某些偏远的山区，比如湖南的平江，由于传统的礼法体系尚有残存，私塾还有生存空间，传统的话语还有市场，所以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可以生存，在传统的话语氛围里，乡村干部的行为也得到了某种约束。某些基督教盛行的农村，在宗教话语的氛围中，在教的农民也可以依托教会，对他们利益相关的事情说点什么。事实上，只有失语的农民是无法自组织的，即使有外人介入组织了起来，恐怕也很可能是暴民。
在此社会大转型之际，知识界所要做的，也许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帮助农民走出失语状态，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语，组织自己的自治，或者帮助农民以他们熟悉的形式，掌握现代话语。如是，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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