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撤了唐的职务或者干脆派兵去打，最后花重金从康边请来了白喇嘛，在长沙开大光明法会，一方面打着为全湘祈福的名义收买人心，一方面借此拉拢湘中其他佞佛的军人，给唐生智好看。当然，如果佛真的发了慈悲，让唐生智从此倒霉，那自是再好不过了。
主公在长沙开法会，唐生智当然不会不明白其中的深意。不过，唐毕竟占的是相对贫瘠而且久经战乱的湘南，迅猛的扩军已经耗尽了财力，花不起钱请一个更大的喇嘛或者活佛来跟赵恒惕对抗。但是法毕竟还是要斗的，不斗的话，也许他的部队明天就会士气瓦解，为众多参加大光明法会的群狼所吞噬。这时候，他的好朋友，湘中著名的佛教密宗居士顾伯叙顶上用了。他们的主意是，干脆令他的部队全体受戒，变成一支佛军，在深度上下功夫。为此，唐生智和顾伯叙两个，不辞辛苦地一个营一个营地走，所到之处大治佛堂，全体官兵一律身披袈裟，合十顶礼，由顾伯叙摩顶受传戒，受戒仪式完了，每人发给“受戒证章”一枚，一面书“佛”字，一面书所受的五戒，同时，由唐生智演讲佛法真义，说三身佛的含义是，清净为法身，慈悲为报身，忠义为应身。不用说，忠义是最关键的“佛性”。
还别说，虽然受戒之后，这群武夫该杀人还杀人，但凝聚力还硬是强了不少，在日后的竞争中，还真的就是唐生智占了上风。
不知道释迦牟尼在西边的极乐世界里，会作何想。
各大马路巡阅使
中国从来就不缺乏捞钱的官，但是纯粹为了捞钱而做官的人，其实也不多。因为多数的官大小还算是个读书人，即使谈不上修齐治平，也多少得讲究一点面子。中国最后一个王朝的末年，这种人不知怎么猛然多了起来，先是蜂拥而至的捐班，然后是大大小小的武人。辛亥革命，满清的大王朝变成龟缩在紫禁城内的小王朝，武人变成最有权势的猛人，我们称之为北洋军阀。
我曾经说过，跟梁山好汉一样，北洋军阀大多数都有外号，有一个人的外号很特别，叫做“各大马路巡阅使”，此人名曰王占元。
王占元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老班底，但却既不骁勇也不善战，只因为老实听话而一步步升上去。自打袁世凯将黎元洪从湖北的地盘上骗走，到北京做光杆副总统之后，王占元就一直占着湖北，由护军使而督军而两湖巡阅使（辖湖南、湖北，但实际上管不了湖南）。此公手握重兵，占据要冲，而且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却在全国的政局变幻中无所作为。不打算问鼎北京也就罢了，连个地区霸主也不想做，一门心思稳坐武汉三镇刮地皮。那个时候武汉在全国的商业地位与现在不同，不仅九省通衢，而且商路北抵俄罗斯，南通广州，坐着就能发财。
王占元虽得地利，捞钱却捞得不高明。一般来讲，那年月做军官不喝兵血的少，但有了地盘变成军阀之后，往往会对兵客气得多。因为在军阀混战、竞争加剧的环境中，兵是他们赖以占地盘刮地皮的根本，是命根子。所以，宁亏老百姓，不亏一个兵，差不多是军阀们的信条。某些特别有野心的人物，比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甚至宁可让自己和家人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也要尽可能地多养兵，养好兵。可人家王占元不，不仅老百姓和商家的钱要刮，而且兵血也照喝不误，害得手下的士兵总是闹兵变。在1920年代，全国数湖北兵变闹得最厉害，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老是提抗议。
王占元如此做派，未免影响到他的实力。1921年，他的近邻也是他名义上管辖的地段上的湖南人，开始打他的主意，一连串凌厉的攻势打得他招架不住，不得已只好向刚刚打败皖系军阀、风头正劲的吴佩孚求救，结果是为了拒狼，接来了狼外婆，没奈何，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还好，王大巡阅使事先已经将大部分刮来的民脂民膏和兵血，都转移到了天津外国租界，虽然变成了光杆司令，但钱还真不少。此公下野之后，随即置办产业，一时间，天津租界各大马路上，遍布王家的店铺和房产。王占元从此不问政事，专心经营，天天挂着一长串钥匙，巡行在各大马路之间，因此人送外号：各大马路巡阅使。
清末民初，是个传统意识形态坠落，而新的意识形态又没有能建立的年月。原来的道德追求随着王朝和天下的覆灭而七零八落，新的价值观又没有在民族国家的痛苦建设中确立起来，国家状况似乎又很是不好，所以，不择手段地弄钱，成为许多政界人物惟一的选择，也是他们心理最后的依靠。为了能够尽快尽可能多地弄到钱，他们可以向进城挑粪的农民要捐，可以把田赋预征到2010年，甚至不惜自挖墙角，把手伸到自己麾下的士兵口袋里。有了钱，就赶紧存到租界的外国银行，即使这些银行不给利息，反而要收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前途，也不想做点什么来为自己的祖国争取一个好一点的未来，所作所为，只是在准备后事：一旦国家崩盘，就逃到租界或者外国。
神仙治军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比如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到后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竟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屁股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是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说这事不成，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但愿那些求神仙的人和神仙本人，能记住当年刘神仙的故事。
昔日南天王
眼下是出高人的时候。几年前就老是听说哪个哪个地方官，找高人卜卦，经高人指点，修了条本来可修可不修的路，盖了座可盖可不盖的楼，甚至改了本来不该改的大门，结果官运亨通。开始还有点不信，架不住总是类似的消息传来，有的还见了报，最后，发现连自己认识的一些官员，也搅在找高人、占卜、改动外部环境以求升官发财的三步曲里，不由你不信。
人有没有命运？人的命运能不能靠当事人弄点小花招就变得面目皆非？说不好。不过，这“高人指点”的事倒是让我想起，在不太远的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1930年代，统治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心高志广，对屈居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名下，一直心有不甘。这时候高人出现了，告诉陈济棠，如果把你家祖坟迁个好地方，肯定不会屈居人下。见陈动了心，高人进一步支招，说是洪秀全家的祖坟风水特好。于是，南天王一声令下，洪家的祖坟动迁，陈家祖宗的枯骨由此鹊巢鸠占。迁了祖坟之后，效果如何，史无记载，但至少陈济棠没有升官是可以肯定的。
时间到了1936年，得到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怂恿，和祖坟搬家双重鼓舞的陈济棠，在准备公开反蒋，但又举棋不定的时候，又想起了高人。于是请高人扶乩，请神说话，忙活半天，得乩语四个字：机不可失。于是乎南天王心雄胆壮，打出反蒋大旗，兴兵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