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第一章“大决战”前夜的权力交割
宁都会议，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针锋相对
1932 年10 月初。赣南宁都偏僻山村小源的一个祠堂。苏区中央局全体
会议正在举行。
从清晨到黄昏，会议开了十多个小时，几乎谈论的每一个问题，都引发
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后方的成员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
邓发，另一边是苏区中央局在前线的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
毛泽东独自坐在一边，一个劲儿地吸烟，脸色异常阴沉。会上，后方中
央局成员都集中火力向他攻击。
任弼时、顾作霖、项英和邓发，四个人坐在一块。他们握着“尚方宝剑”，
以中央进攻路线的代表自居。
夹在中间的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也是挨批评受谴责的对象。他们很
多问题与毛泽东的想法一致，同情毛泽东，但又不能公然违抗中央路线，处
于两难境地。
毛泽东是第二次遭到苏区中央局一些同志的激烈责难和攻击了。眼前这
种唇枪舌剑、阵垒分明的架势，这种一阵浓似一阵的火药味，使毛泽东联想
到一年前赣南会议的那一幕，竟是那么相似。
1931 年11 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
大会（又称赣南会议）开始了对毛泽东的全面否定。
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博古上台后，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对各级领导实行“改造”，向全国各地都派出了他们的“钦差大臣”。1931
年4 月初，临时中央派任粥时、王稼祥、顾作霖来中央苏区，即所谓“四中
全会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
中央代表团刚进苏区，还是能与苏区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和平共处”
的。正如后来毛泽东在1945 年党的七大上所说的：“四中全会后，中央派了
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
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
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
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
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
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专找敌人的弱点，
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
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信任我们，赞助我们——我和总
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得以接替项英担任了苏区中
央局代理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行为与中央路线的距离越来越远，开始与中
央代表团发生矛盾冲突。临时中央和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开始失去信任。毛
泽东本人也有察觉。4 月，毛泽东提议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置
可否。7 月，毛泽东再电临时中央，请求增加苏区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未
复电。1931 年10 月11 日，毛泽东第三次致电中央，提议：“彭德怀、林彪
（第四军军长）、周以栗（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山（江西省政府
主席）、陈毅（赣南特委书记）为中央局委员，请批准。”临时中央仍未批
复。毛泽东所推荐的这五个人，都是毛泽东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但是，中央
对这一提议，迟迟不作批复，其实是不想在苏区中央局加强毛泽东的势力。
1931 年9 月1 日，中央曾对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指示
信，根据王明反“右”倾的纲领，指责中央苏区犯了“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
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最严重的错误”，这一指示，虽也肯定了中央苏区
工作的一些成就，但在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根据地与红军、工人运动和党
内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全盘否定了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的中央苏区和红
一方面军的伟大功绩。于是乎，中央代表团在赣南会议上，开始第一次向毛
泽东发难。
当时，会议完全被持有“尚方宝剑”的中央代表团把持，通过了与中央
指示精神一致的《政治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全面否定毛泽东的路线。
顾作霖首先站出来，攻击毛泽东是“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的“庸俗
的保守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这位年仅24 岁的青年，实际工作经验
不多，但利用马列主义只言片语扣帽子的本事却颇大。
王稼祥指责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是一条“富农路线”。“抽肥补瘦，
抽多补少”，“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阵线。
任弼时说，毛泽东的作战原则是“狭隘的经验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
义理论。提出，要教练红军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的技能，要坚决
反对落后的阻碍红军技术进步的“狭隘经验论”。
任弼时的一番指责，让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任是经历过长期革命考验
的年轻的“老资格”，中共自己培养出来的领袖人物之一，也可以说是中央
代表团的核心人物。初来乍到，任弼时很积极地赞助过毛泽东，但此时竟来
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全站在与毛泽东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会不会打
仗，任弼时自己心里有数，毛泽东心里也明白。为什么一个不懂军事的人，
却对指挥数万红军连续粉碎蒋介石三次“围剿”的毛泽东的军事原则大加否
定呢？
这一点，在1941 年9 月的延安中央政治局整风会上，任弼时作出了解释。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回忆说：“弼时同志在9 月12 白的发言
中，检讨了到中央苏区后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的意见的事。他说，
在赣南会议上，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把毛主
席的思想当作狭隘经验论加以反对是错误的。弼时同志检讨说，从党的二十
年的历史看，作为主观主义的思想统治，其中有些是经验的主观主义。做过
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
总而言之，赣南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路线是“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强
调苏区党要集中人力反“右”倾。这次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
记职务，由项英和任弼时等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
赣南会议，标志着打击、排挤毛泽东揭开了序幕。首任红一方面军代理
参谋长，前三次反“围剿”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郭化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四中全会后，王明统治了党中央，派任弼时等同志来江西，对项英同志进
行打击。于是，项英就被王明路线俘虏了。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
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
打先锋。毛泽东同志曾对任弼时同志说过一句幽默的话：任弼时同志说我是
‘狭隘经验论’，我到延安后就发奋读书了。”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虽被封了个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但已
不在中央苏区党和红军最关键的领导岗位上。毛泽东“病了”，到瑞金郊外
东华山“疗养”，直到第二年春红军打赣州吃了败仗，才再度出山。。
这次宁都会议，又扯上了赣州战役。
缄默良久，毛泽东把烟头用布鞋踩灭。“不管怎么讲，打赣州失利，这
是事实。仗打败了，就说明打不得，是错误的。我早就劝过，你们就是不听，
根本不承认嘛！”毛泽东不服气，说话很冲。
毛泽东话音刚落，任弼时、顾作霖、项英、邓发坐不住了，立即群起回
击。
“打赣州失利，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正是由于思想不统一，有人竭力反
对，你毛泽东同志为首，所以造成进攻不积极，组织不得力。”
“打赣州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配合中央的整体部署，虽然没打下
来，但我们扩大了政治影响，路线是正确的。。”
“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
打赣州问题，会议争论最激烈。正是年初的这场浩大的城市攻坚战，引
发了宁都这场“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
1932 年初，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于1 月9 日作出了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一方面军改变原来不
攻打大城市的观念，积极以攻取中心城市为目标，占领一两个重要的中心城
市。
临时中央在作出此决议的当日，便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发出了“急攻赣州”
的命令。
苏区中央局积极响应，在接到中央指令的第二天，就以中央革命军事委
员会名义发出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首先夺取的目标为什么是赣州？
赣州城，位于江西南部，是赣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粤赣
通行要道。它三面临水，山丘环抱，城墙高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
“铁赣州”之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执意打赣州，实际上也是为了否定毛泽东一贯不
同意打赣州的主张。
半年前，周恩来还在上海。他作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就曾主张打赣州。
他在给毛泽东的指示信和与苏区赴上海中央汇报工作的同志谈话，都曾谈到
打赣州。1931 年8 月间，周恩来在听取中央苏区代表欧阳钦的工作汇报后，
批评中央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
击主义传统”，主张红军打下一两座城市。
临时中央，包括周恩来在内，坐在上海，是不了解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
的。
毛泽东没有执行中央打赣州的主张。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和红一
方面军总前委书记，他又何曾不明白攻下赣州的重大意义呢？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