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
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对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
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
博古不禁想起几天前在前方的周恩来、彭德怀等人更为具体的建议。
彭德怀建议说：“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
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托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
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
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周恩来以红一方面军总部名义，也致电博古、李德、项英，通报福建事
变后敌情变化，建议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迅速出动，侧击国民党蒋军入闽部
队。
然而，这些建议遭到了博古、李德的拒绝。
周恩来再次建议，不要分割突击兵团，应立即集中方面军主力红一、三、
五、七、九五个军团主力，在东乡、得胜关一线，拦截蒋军部队，与入闽的
蒋军主力决战。
想到这里，博古更加不悦，说：“打到外线去，打到闽浙皖赣边，这不
是置中央苏区于不顾吗？瑞金还保不保了？这是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
主义！”
李德更有“高见”：“蔡廷锴的福建政府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蒋介石还
坏还危险，对群众有更大的欺骗性，红军决不能支援蔡廷锴。”
博古听李德的，而李德则听其上司总顾问弗雷德的。
当蒋介石兴师入闽之际，弗雷德从上海电示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内集中
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还要尽可能攻
占长沙。
李德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
博古唯李德之命是从。
毛泽东的建议被拒绝了。彭德怀的建议被拒绝了。周恩来的建议也被拒
绝了。
无论毛泽东或彭德怀的外线出击，抑或周恩来的内线决战，都可能直接
或间接支援第十九路军。而博古、李德都不愿介入这场“军阀混战”，更不
愿替蔡廷锴去打蒋介石。
这次军委会，最后由李德个人拍板说了算。所有中央红军主力，全部从
东线调往西线永丰地区，去攻打蒋介石的堡垒。
这是一次重大的决策失误。“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北路军十余
万众，在没有遭受任何阻击情况下，大摇大摆顺顺当当地通过了彭德怀、
林彪的防区，向十九路军“讨代”过去。
蒋介石消除了一切后顾之忧；蔡廷锴面临大敌，红军坐失战机。
十九路军兵败如山倒，博古顿感“唇亡齿寒”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撑起来迅速，但倒下去也快，其寿命仅仅五十天。
有史学家这样评价它的失误：
“由于事变准备不周，策略失当，一开始就另立共和国改换国旗，新组
政党，使国民党内一些不满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实力派，如桂系西南及北方各
军阀势力，都不敢响应而取观望态度，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在对红军的态度
上也无确定的决策，疑虑重重；在军事上过高地估计了十九路军的力量，以
为蒋介石不可能干很短时间内抽调大批部队入闽，即使来了也可以据古田、
水口一带，支持相当时间，因而采取了消极保卫福州的错误作战方针。”
闽变的主要领导人蔡廷锴和蒋光鼐在后来总结这一段历史时，也深感如
此。
蔡廷锴在回忆中写道：
闽变开始，我电告各师扩为军的番号命令下达，同时电饬各军官兵取下
青天白日帽徽及孙中山遗像，停止每周的总理纪念周，取消党旗国旗。平时
没有说服工作，一旦说是反对南京政府之事，当时据报官兵颇为惶惑。
取消党旗国旗，放弃三民主义，给蒋介石讨伐“大逆不道”以借口，福
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蒋介石便使出杀手锏。
汪精卫、孙科之流，平素虽与蒋介石格格不入，此时竟也慷慨相助。汪
精卫在南京咒骂说，“闽变”是继袁世凯以来所谓洪宪、张
勋复辟、苏维埃、伪满之后第五次变更国体制度的叛国行为，提倡最高
权力属于农工的政策，乃是主张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任意屠杀。孙科
在南京叫嚣，对陈铭枢非用军事镇压不足以扫击其野心。
整个国民党中，除上海李烈钧发电表示声援和张学良在欧洲来电支持
外，几乎再也没有支持者。湖南的方鼎英，原准备在湘西发难，但见形势不
对头，陈铭枢怎么策应，也发动不起来。远在海外的闽粤籍华侨，平日都是
热情支持十九路军的，这会儿，声援者也寥寥无几。
特别是广东陈济棠，原本与福建政府订有盟约，但他在收受蒋介石一百
万补助金后，与福建政府变友为敌，按照蒋介石的部署，实行封锁闽粤边各
陆地交通要道，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
蔡廷锴见陈济棠背信弃义，电责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
福建政府原以为盟友中共会给予援助，但结果令其大失所望。瑞金的最
高决策层，非但没有雪中送炭，反倒有落井下石之嫌。
博古说：“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
命。”
十九路军代表应邀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时，会上有
人提出应当援助福建政府的提议，但“左”倾关门主义者以“福建政府也是
军阀”为由撤销了。甚至有人还当着福建代表的面，骂福建政府：“比公开
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反革命还要坏。”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和《红旗周报》发表一系列文章，中共六届
五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中，都把福建人民政府说成是“为挽救破产的反
革命的统治，并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施放烟幕弹”，“是为反对
苏维埃，替法西斯铺平道路”。。
福建政府尚在摇篮之中，便四面楚歌，政治上孤立无援。陈铭枢“只要
一通电发难，全国将一呼百应”之幻想化为泡影。
仅仅一个月，国民党的“讨伐军”各部已各就各位。
（1）蒋鼎文所率第二路军，辖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赣南窜
入闽境后，经崇安、建安、建阳，通过建瓯南进，先头部队已抵延平附近。
（2）张治中所率第四路军，辖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
由浙江窜入闽境，经仙霞岭、浦城、建瓯，前锋已追近古田附近。
（3）卫立煌所率第五路军，辖宋希濂第三十六师、李默庵第十师、刘勘
第八十三师，由赣东窜入闽境后，经邵武、顺昌等地，先头宋希濂部抵延平
附近。
（4）被蒋介石计为三十九军军长的刘和鼎，率第五十六师已由建瓯南进
到达延平北部地区，有进攻延平模样。
（5）后续部队汤恩伯纵队，所辖冷欣第四师、王仲廉第八十九师，由赣
东窜入闽境后，已在由邵武向顺昌前进中。
说来也有意思，这些“中央军”曾与蔡廷锴是并肩作战打日本和打红军
的盟友，如今剑拔弩张，你死我活。
与此同时，日、英、美军也对福建政府炫耀武力，予以威胁。福建沿海
日本第三舰队球磨、时风、安云诸舰，英国兵舰白宫号，美国兵舰杜沙尔号，
以护侨为名，在闽江口及厦门等地进行威胁。
蒋介石如此大兵压境，为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所不曾料及。十九路
军虽说有七万之众，但步调不一致，有的不听指挥。部队散落四方，处处设
防，没有机动性，十分被动。
福建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作战方针问题。李济深、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均出席。面对不利的军事形势，会议意
见分歧很大。
蔡廷锴提议：集中主力在闽北采取主动，先行消灭狡猾多端的危害十九
路军最大的刘和鼎杂牌部队，继而南下，与东进之敌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
地区作战，将敌第一批先头部队击败，争取有利
的战略形势。
蒋光鼐则提出：敌既决心用军事来进犯，迎头痛击即便胜利了也还不能
解决战场问题，因敌军后续部队力量强大，如过早使我军主力激战，损失我
有生力量后，等于不攻自破，全局失败。因而，宜将主力撤闽西南，背靠红
军持久抵抗，或将主力往闽东方向，突入浙东，打乱敌之进攻计划。
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等人则认为，福州乃人民政府首都，非万不得
已，决不放弃。我主力有限，不宜分散，应集中确保福州，扩大政治影响。
他们认为蔡、蒋的计划过于冒险，撤闽西，又过于消极，影响革命士气。
围绕上述三案，展开了激烈辩论。军委会及参谋团大多数人主张守福州，
于是便正式通过了放弃闽北守福州的方案。蔡廷锴、蒋光鼐见大家如此，亦
不再力争。
这次会议所决定的军事方针，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不到一个月，十九路
军在福州外围战中，遭受蒋军的沉重打击，福州危在旦夕。
1934 年1 月10 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匆匆布置疏散政府人员，决定放
弃福州择地再战，重要人员先回香港，等局势稳定下来再计。于是，人民政
府便开始解体。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乘飞机，陈友仁、徐谦、
章伯钧等乘海轮，何公敢则乘车，于1 月13 日先后离开福州。
未足两月的人民政府，就是这样的结局。
福建政府的委员都走了，蔡廷锴不忍心抛下数万十九路军将士。在“讨
伐军”的强大攻势下，蔡率部向南撤退。在泉州涂岭，蔡廷锴的警卫队遭受
卫立煌部李默庵第十师袭击，他的坐车中弹数处，夺路而逃。
蒋介石采取速战速决策略。“讨伐军”尚未到达时，便派大批飞机对福
州、厦门进行轮番轰炸，这样，原归顺蔡廷锴的福建地方杂
牌军，便诚惶诚恐，军心动摇。事变后第三天，杂牌军除卢兴邦、卢兴
荣等尚能与福州维持电话联络，其余都呼叫不通。有的撤出防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