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法》，领导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选举，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法
制建设倾注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1934 年10 月，谢觉哉随大部队告别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有两个好助手，一个是“贤外助”谢觉哉，一个是
“贤内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她不仅人长得窈窕秀美，而且学问很好，干起工
作来大胆泼辣，百折不挠，有一股巾帼豪气。1931 年9 月，贺子珍随同毛泽
东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住在叶坪村。在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里，贺子珍更忙
了。在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一方
面军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贺子珍除了担任毛泽东的机要
秘书外，还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机要科科长。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各种电
报、文件、信函、报纸等像雪片般飞来，每天一大叠。这些材料，很多都须
贺子珍首先过目，然后报毛泽东处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但贺子珍从未
有过怨言。
贺子珍除了做机关工作，还要做群众工作。当时，群众工作人人都要做，
贺子珍还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苏区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
传、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队伍，壮大红军力量，几乎每年
都有几次扩红突击。
一次，贺子珍身穿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红五星的军帽，背着一个竹斗
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叶坪村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她把青壮年、老婆婆、
媳妇分别请来参加座谈会，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
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叶坪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新婚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家
里剩下一个老母亲和一个耳聋的弟弟。刘香发经常到别的有困难的军属家里
帮助做事，自己家里反倒顾不过来，贺子珍就把她家挑水、烧火、扫地、补
衣服、洗衣服的活都捡起来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就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媳妇工作忙又顾不了家里的事，我帮点小忙不是很
应该吗？再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
了个女儿。”
在扩红运动中，瑞金有的干部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件有点意见，要
求把男女结婚年龄从男20 岁、女18 岁改为男18 岁、女16 岁。他们说：“要
兵就得有人，要人就得生崽，这样就不愁兵源
啦！”
贺子珍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她对云石山乡苏维埃主席李赞海
等人说：“赞海同志，你也有你的理由。依我看，你们动机是好的，办
法却不大妙。要知道，过早结婚，对男女双方都没有好处，发育不完全，像
个老鼠仔，又瘦又小，大了如何能上前线杀敌拼刺刀？打个比方，刚灌浆的
稻子，不等它长饱满，长成熟，你就把这稻子割下来，一晒干，一把空壳，
风吹四处飘，这种谷子做不得种，长不出米。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教训。
不讲科学，早婚生下的伢崽身体都不大好，所以常受帝国主义的欺侮，骂我
们是‘东亚病夫’。我们现在不单要考虑眼前，还要想到子孙万代，振兴民
族。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席话说得李赞海等人直点头，说：“贺子珍同志，你说的话在情在理。
我们收回目己的意见，拥护婚姻法，绝不影响扩红。”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
毛泽东也不禁由衷地称赞道：“子珍，你还真是内外一把手哩！”
“是吗？这还要谢谢你这位‘先生’呢！”贺子珍也笑了。1932 年10
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处置，被解除了红一
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前线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时，贺子珍在长汀
福音医院分娩，生下了小毛。三个月后，毛泽东来到福音医院附近的老古井
休养。贺子珍看见毛泽东虽然目光仍是那么炯炯有神，却消瘦多了。眼窝下
边有一道黑圈。贺子珍心痛地说：
“润芝，你受苦了。”
“受苦？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到桃花源了。”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贺子珍从毛泽东爽朗的笑语中，却体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忧愤之情，她
轻轻地叹了口气。
1934 年10 月，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苏区，毛泽东在于都随“红星”
纵队先行出发了。临行前，他让警卫员通知贺子珍，说中央已批准她随总卫
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嘱咐她把小毛留
在江西苏区安顿好。贺子珍接到通知后，匆忙把小毛送给妹妹贺怡收养，
便赶上长征的队伍出发了。在长征路上，她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克
服了种种困难，坚持走完了长征之路，胜利到达陕北。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在中央苏区为数不多的妇女干部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以其睿智过人
但又质朴无华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和敬重。
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由于她在爱国学生
运动中的出色表现，1925 年天津地下党组织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她曾任
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 年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
秘密工作。1932 年5 月到达中央苏区长汀，随后到了后方瑞金，先后担任苏
区中央局宣传干事、组织干事，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邓颖超到瑞金时，身体状况不好，常常吐血。但她一直忠于职守，顽强
地带病坚持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的生活很清苦。由于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
封锁，红军战士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吃不饱饭，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
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在全苏“二大”发出号召：“财政的支
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
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
济建设。”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在动员全苏区掀起一个节省运动
的高潮。
为了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号召，身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
立即和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陆定一等同志商量，带头节省，提出了两条具
体措施：
第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第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
穿。”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响
应，他们纷纷在决心书上签名。邓颖超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投入了节省运动。
1934 年3 月20 日，《红色中华》表彰了他们的模范事迹。
邓颖超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经常关注苏区各部门的工作，逢有重要
会议和纪念活动，她都要抱病参加，并撰文纪念，热情宣
传。
1933 年11 月，中央苏区备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颖
超以喜悦的心情，撰写了《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的文章。
她在文章中热烈赞扬了苏区妇女“在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中，在四次粉碎敌人
的‘围剿、中，发挥了她们的积极性，贡献了她们的热情，表现了她们的英
勇和伟大力量。”她号召广大苏区妇女“坚决的为保卫与发展苏维溪而战斗”，
“一分钟都不要放松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完成三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她还要求普遍地建立和健全苏区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织，检查了解妇女的生
活，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邓颖超的这篇文章在《红色中华》发表后，对苏
区各省的妇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3 年8 月10 日，正值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百期纪念之
际，博古、洛甫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撰文纪念，邓颖超也撰写了一篇题为
《把飞舞到全中国》的文章。文章回顾了《红色中华》在党和中央苏
维埃政府的领导与号召之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还客观地指出了《红色中
华》存在的一些缺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扩大发行网，组织叫卖，
建立代售处，训练通讯员等，以把“《红中》活跃到各苏区，活跃到各边区，
活跃到环绕着苏区的白区，活跃到中心城市，活跃飞舞到全中国工农劳苦群
众中去”。
邓颖超这些文章中的话语，像一阵阵温馨的春风，吹拂在苏区
的红土地上，流淌在苏区人民的心坎里。
1934 年10 月，邓颖超离开中央苏区，随主力红军长征。
张闻天夫人刘英
刘英是个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于1925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 年
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 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后又转至国
际无线电学校，1932 年毕业后回国。1933 年6 月受组织派遣到了中央苏区瑞
金。
一到瑞金，刘英就和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联系。她们早在1928 年在上海
时就认识。时隔五年，一见面，邓颖超就认出了她，亲切地叫道：“哟，小
杰回来了。”刘英原名叫郑杰，“刘英”这个名字，是到中央苏区才起的。
开始，博古要刘英到电台去工作。但刘英生性好动，而且能说会道，喜
欢做群众工作，她就向组织局局长罗迈提出去干群众工作。于是，罗迈便派
她到少共中央局担任巡视员。
一次，刘英前往福建省委巡视工作，发现福建团省委的工作比较被动，
便主动帮助团省委的负责人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把发展团员的工作开展起
来，完成了任务。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强，表现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为
福建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
1934 年1 月，刘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