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仗，不像李德那样，扯古罗马凯撒，扯法国拿破仑。毛泽东的床头，很
容易摸到一本《水浒》、《三国》或《孙子兵法》。毛泽东能绘声绘色他讲
述“围魏救赵”的故事，能脱口而出：“兵者，诡道也。”“利而诱之，乱
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攻其不备，出其
不意。”。。
1934 年5 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之间的矛
盾，终于爆发出来。张闻天公开指责起博古、李德亲自指
挥的广昌战役是拚命主义。
由于这次书记处会议主要是总结广昌战役，所以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和广
昌战役策划者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这场初次正面公开交锋时写道：
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
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
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
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
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 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
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
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
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对出乎意料的博、洛之争，周恩来、项英等人没有表示意见。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你一言我一语争论不休，毫不相让，唱
完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 年5
月～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
这个计划要求：
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
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
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
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
部队的整编等等。最后，还草拟了一个战略战术指示，这个指示在夏天传达
给了军队的高级领导人。
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已提出了“大转移”，即后来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
准了5 月～7 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
作战。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
意义的。”
大决战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提出所谓
新的军事原则，即打堡垒战、阵地战、短促突击，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到如今不过半年工夫，红军节节败退，苏区日见缩小，当初的豪言壮语仿佛
痴人说梦一般。
但博古、李德并没有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主观上找原因，
相反，认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敌人过于强大，苏区物质条件不好。但事实是：
从力量对比来看，第一次反“围剿”，敌军十万，红军不足四万，敌我
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围剿”，敌军二十万，红军仍不足四万，是6：1；
第三次反“围剿”，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多，是10：1；第四次反“围剿”，
敌军三十余万，红军四万多；是8：1；第五次反“围剿”，敌军五十万，红
军四万多（未计地方武装），也是10：1。
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和蒋作战，还有广东军阀
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威胁。第一至四次反“围剿”时，则无此有利条
件。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中央政府领导后方倾尽一切力量支援
前线，支援红军，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资、粮食和兵员供给。
由此可见，李德、博古为自己推诿的理由难以成立，第五次反“围剿”
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 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
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到湘西会合第二、六军团，
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其实，寻求无堡垒区域外线作战，早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初，毛泽东、
彭德怀等人就提出过。前前后后，还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绝了。
博古、李德、周恩来——至高无上的“三人团”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5
月间，党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和军委领导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 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才
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
直到9 月初，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
林彪和聂荣臻9 月3 日打完温坊战斗后，奉命回瑞金待命，军委副主席
周恩来找他们谈话。
聂荣臻回忆说：
“周恩来同志找我们单独谈话，说明中央决定红军要作战略转移，要我
们秘密做好准备，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没有说明转移方向。”
“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
李德这样回忆：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
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
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
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但是从9 月初开
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 月底10 月初，最后的决定作
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
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还不知道上面提
到
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蒋介石企图大举进攻的情况说明，出发前一星期，
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含义。
1934 年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
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
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
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
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
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
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博古即秦邦宪，江苏无锡人，出身书香家庭。1921 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
工业专门学校，在这里，他受党的杰出宣传家恽代英、萧楚女影响，开始变
得热情活跃起来。1925 年，博古成为苏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上海
五卅惨案，他热血沸腾，表示：“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
死为中华鬼。”在声讨会上，博古登台演讲，情绪激昂，当场口吐鲜血不止，
听众莫不动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学。在这里，他听取了瞿秋白、恽
代英、李达等人讲授马克思主义。他刻苦学习，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
克思主义者。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博古被军阀逮捕。获释后派
苏联学习。从此，开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转折。
博古极具读书的天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以优异的成绩，与王明一
道博得校领导米夫的赏识而受到器重。1930 年5 月，他从苏联回国，先后任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书记。1931 年1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扶持
下，六届四中全会上，他与王明一道进入了党中央领导层。顾顺章叛变，总
书记向忠发被捕，王明自感危险离开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来又早已决定赴
中央苏区。就这样，博古被不正常的历史巨手在仓促而偶然的情况下，推上
了中国共产党的权力峰巅，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1945 年5 月，在党的“七大”上，博古这样描绘自己当年登上
总书记位置时的情形：
在上海中央破坏以后，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
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时，我并没有感到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这样的事情。
相反的，当时背了相当多包袱：反对李立三的英雄是一个包袱；李立三把我
处分了，四中全会取消了我的处分，这时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会后我
在青年团做了一个时期工作，少共国际的决议上，说我们的工作有成绩有进
步，这又是一个包袱。说我领导团还行，难道就不能领导党？
做了临时中央负责人以后，更发展了自己品质坏的方面，目空一切，看
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
的想法，那就是我这样的人。发展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
评，对于一切错误，采取文过饰非的态度。也因为这样，在临时中央到了苏
区以后，这个时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请别的同志担负吧！”别的同
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就是我。”（笑声）所以这个时期，我
是中央总负责人，我是这条路线所有一切错误发号施令的司令官，而且这条
路线在这个时期所有各方面的错误，我是赞成的。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
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三人团”中，李德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
他在军事方面的特长是能言善辩，他举例时可以引用凯撒、塔西陀、拿破仑、
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他决定问题从不犹
豫不决。据熟悉李德的人们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