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到谢坊附近埋伏。会昌、瑞金和福建的地方武装也参加了伏击。这次战斗
的战场指挥是师长周建屏。但是，敌人尚未完全进入伏击圈内（主要是福建
的独立团未及时赶到指定地点），战斗就打响了。这在军事上叫犯了“过早
突击”的错误，因而未能全歼敌人，只消灭敌人半个旅，把歼灭战打成了击
溃战。这次战斗虽然是我们胜利了，但严格说来不能算是大胜利，因为本来
可以消灭更多
的敌人。战斗结束后，中央分局给中央发了电报，说是打了一个大胜仗，
消灭敌人一个师，《红色中华》报也发了消息。我在这次战斗中负责收容俘
虏。原来准备大量俘获敌人，因为打成了击溃战，俘敌不多，只缴获许多骡
马牲口。战斗结束后，我挑选了两匹骡子带了回来。
谢坊伏击战，虽然打击了猖狂嚣张的敌人，振奋了苏区人民的斗志，但
同时也暴露了红军的实力。
项英开始认识到了“独立作战”的必要性，把一些得力干部派到各地区
去领导斗争。于是，张鼎丞、范乐春回闽西；钟循仁回闽赣；胡海回东固；
李鹤鸣回公略。
当时，这种认识的转变受到局限，还只限于地方，也还只是部分地区，
军队这一块没有动。项英后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点：
这种转变仅仅是局部的，而主力二十四师和几个基于团，仍然采取大兵
团作战方式，仍然进行消极防御，阻止和破坏敌人对于‘三角地区’筑垒推
进。于是在丁陂战斗（即敌由瑞林寨向丁陂至大柏地之线筑垒）中，阻止筑
垒敌人而受到一点损失。二十四师经常辗转各地区待机，企图截击和阻滞敌
人筑垒前进，但均未获得成就。这时敌人已进占于都并由岭背向于都河上游
构筑封锁线以与瑞林寨衔接，便把我们的联系截断了。
面对日益紧张恶化的形势，陈毅一再向项英提出，把部队分散打游击，
但项英仍不同意。
项英之所以不同意把二十四师和其他独立团分散打游击，其指导思想，
还是拘泥中央的指示，企望集中兵力打运动战，打正规战，以重大胜利迎接
主力红军返回中央苏区。
主力红军从粤军陈济棠部防地突破防线后，蒋介石十分恼怒，他责令陈
迅速向会昌进攻，截断留在中央苏区红军南面的退路。
粤军颇能打仗。赣南红军和地方武装曾几次与之交战，都退下
阵来。
为了巩固赣南和保持会昌河两岸的联系，项英决心集中红二十四师与独
立第三、第十一团，在牛岭与粤军打一仗。
然而，出乎项英的意料之外，牛岭一战，竟成为主力红军转移后最大的
一次惨败，也在周建屏辉煌的军事生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项英对牛岭之战追悔不已。他1937 年给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写道：
斗岭战斗是不应有的惨败，而且是不应有的战斗。事前有侦察粤敌向牛
岭坳一带游击（约一营到二营之数），准备在其附近埋伏或袭击，可是部队
到达目的地后，敌已回到约二十里地之牛岭，这时已到下午，士兵也很疲劳，
应该择地宿营，再行侦察情况，决定行动。不料独立团团长徐鸿这个冒死鬼，
要跟踪追去。当时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负总指挥之责，也不考虑便随意应允。
最儿戏的，一团埋伏于唐村至牛岭大道旁打击增援之敌，可是将兵力分散，
后来被敌各个击破。进攻牛岭的主力约四个团，到达牛岭附近，也不将部队
展开，仍以行军纵队（独三团为前卫）直向牛岭汗场冲去。敌人占据房子不
动，等到我们冲到面前，敌人即以反冲锋将全团冲垮。退回时自己将后续部
队冲散，敌人跟踪追击，一直冲到指挥阵地。周建屏带花，幸杨英率领直属
队顽强抵抗，才把敌人打退，收容溃兵，直到两天之后才将全部队集合起来，
可是已受了大的损失，以五个团兵力被一团上下之敌而各个击破。这次打败，
是我们红军空前未有的败仗，而且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简直是把打仗当儿
戏的必然结果。这一败仗可以说动摇部队作战的信心，增强对广东军阀的害
怕心理，同时也成为我们结束大兵团作战的最后一仗。
牛岭一战惨败，项英对形势的估计清醒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认识到
了局势的严重性。
11 月底，项英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今后的斗争方针。
会上，陈毅提出要迅速地全面转入游击战争，不能再拖，二十四师要分
散，独立团也要分散。中央分局要给各地发指示，转变斗争方式，准备大风
暴的来临。
陈毅的意见得到中央分局绝大多数成员的赞同。
项英也终于同意了陈毅的意见，并要陈毅起草一个指示，以中央分局的
名义发下去，部署各地转入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其他成员全
都分散到中央苏区的各个游击区。中央分局机关和第二十四师部分部队，以
及赣南省党政军机关，迅速转移到上坪地区。
危急时刻，遵义传来一道电波
中央分局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只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保持领导，分
局其他成员和办事处成员，均分赴各地领导斗争。
陈毅草拟的指示信已晚，局势恶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辖的各省委已失去
联系。闽浙赣省方志敏的电台不通了，闽北分区委的电台也不通了。项英情
绪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与附近的赣南省委联系。
陈毅把瑞金县委的负责人钟得胜找来，和他进行了长谈，说：“现在唯
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大山头搞小组，分散打埋伏，到群众中去夺自首队的领导
权。地主回来了，你乖乖地在这里，我们不动你，给你粮食，还可以利用地
主作掩护；如果他们不安分，就抓，要坚决把老窝搞掉。你们一定要躲到山
里，在山里睡觉，风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
无论如何不要脱离武装，不要脱离高山大岭。”
张鼎丞、邓子恢根据中央分局会议决定，前往闽西。临行前，陈毅对他
们说：“你们的老根据地在闽西，对那里地形熟，在群众中影响大，要尽量
坚持闽西的游击战争，使江西方面的压力减轻一点。”
张鼎丞等走得早，在敌尚未合拢之前就已转移出江西，安全抵达闽西，
并在闽西地区坚持领导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被派出去的干部还有：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调任闽赣任省委书记，阮啸
仙从中央分局调任赣南省委书记。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将闽赣省委书记赖昌
祚调回任特委书记，并成立瑞西独立营；派土地部长胡海回东固地区，任中
共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李鹤鸣到胜利县负责；中共赣南
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到杨赣特委任书记，还从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抽调一些
军事干部，派到地方武装加强领导。
主力红军转移时，中央苏区留下了近一万名伤病员。到1934 年底，尚未
出院的还有六千余人。在敌人包围圈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数千伤员集中在一
起是很危险的。中央分局决定，将伤员全部疏散安置。
红军主力长征后，苏区成立了中央军区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兼政治委
员，张凯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张凯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副部长。
张凯在回忆中写道：
这批伤员共六千余人，多数是重伤员，少数是轻伤员。他们分布在中央
苏区的于都、瑞金、博生（宁都）、西江、石城、宁化、长汀和后来成立的
瑞西等县的红军医院中。后来，这些医院陆续向于都、瑞西、瑞金等县集中，
因此大部分伤员也集中到了这些地方。
11 月和12 月初，也还较平静，到了12 月底，敌人开始分区“清剿”。
这时，形势就紧张了。我们预计到了这个情况，为了保护伤员，决定将所有
重伤病员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养、隐蔽，轻伤员则动员归队。
我们将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伤病员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派有医护
人员，他们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时，发给每个伤病员三个月的钱、粮和一
部分常用药品，并向伤病员宣布了纪律。
当时，我和陈毅同志一起到一个医院对伤病员进行动员。陈毅同志自己
是个伤员，这时伤已快好了，离开了医院，到了中央政府办事处。
到了1935 年1 月上旬，所有的伤员都已分散到了于都、瑞金、瑞西以及
长汀、宁都等县（主要是于都、瑞金两县）老百姓家中。
红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负责了一些伤病员的安置，他在回忆录
中说：
我负责动员的医院，驻在一个三合大院的龙王庙里，有四五百个床位，
几百名伤员在这里治疗休养。为了配合动员疏散，工农剧社的同志也来了。
演出之前，我传达了疏散政治动员报告。不一会，伤病员们转给政治部
的意见就有几百个，有毛笔写的，有钢笔写的，大部分是铅笔写的。有的简
单介绍了战斗经历，有的在一张纸上写着“立即上前线，保卫苏维埃政权！”
两行大字，下面签上许多名，盖上手印。连躺在床上的重伤员也表示死也不
离开部队！这许多意见，表达了一个共同意志：为红色政权战斗到底！
可是，这个神圣的意志，与残废的、不健康的身体相矛盾，与严重的客
观形势相矛盾，也与我来医院的任务直接矛盾。我想这些伤病员都是忠实于
共产主义事业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是能够做通工作的。于是，我首先找到
周副团长，把政治部决定的疏散名单给他看，疏散名单包括医院院长和政委，
周副团长排在第三。我动员他带头服从党的决定，并一起说服别的同志。经
过反复动员，周副团长思想通了。这样，整个医院的伤病员迅速疏散到了老
百姓家中，有些则动员回到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