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701主要负责破译苏联军方的中级密码，虽然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使用一部高级密码，但由于使用范围很小，加上破译难度很大，我们基本上没去管它。再说，想管也管不了。从战略意义上讲，反正我们不想主动去打他们，劳民伤财地去破译一部高级密码，价值并不大。当然，这样就要求我们尽可能破译他们的中级密码。只要破掉对方大部分中级密码，我方基本上可以得到应有的军事情报，从而掌握对方军队的大致动向，做到防备有序。
然而，我此行的目的，前面说过，却是为破译苏联乌字一号高级密码来的。这是上面给我们新下达的任务。特殊而重要的任务。之前，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我们是从不破译他们的密码的。那么上面为什么突然要我们破译这部密码？原因是很显然的，因为当时两国外交关系很不正常，有点命悬一线的意味，随时都可能崩溃，当然也可能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我们该做何准备？是准备崩溃？还是准备重归于好？答案就藏在乌密中。
据我们所知，乌密并非军方密码，而是他们外交部的密码。把一部几乎是当时最高级的密码交给外交部使用，而不是军队，这本身说明他们在外交事务中藏着见不得人的鬼把戏。有时候，外交官手里的刀远比士兵手中的刀更险恶。杀人不见血的险恶。而上面那么想破译这部密码，一方面说明我们很在乎跟他们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也说明即使外交上交恶，就当时形势看，双方的战争一时是不会发生的。
然而，要破译乌密又谈何容易。首先，作为一部高级密码，破译的难度本身就是昭然若揭的；其次，既然以前我们没有破过他们的密码，就意味我们毫无破译他们密码的经验或教训可谈，一切要从零开始。这感觉犹如要你在寸草不长的沙漠上一下培育出一棵参天大树，除非你有天大本事，否则就是天方夜谭。正是在这种进退无路的严峻情形下，我们向上面要求到中科院来选拔人才。
我就是这样来这里的。
说真的，虽然上面赋予我足够的权力——只要我看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带走，但问题是有没有这个人，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有是无，只有天知道。天知地知，还有我自己知道。一路上，我都在为这个未知的人苦恼着，梦想着，担心着，害怕着，祝福着。现在，这个人似乎让我找到了，很容易地找到了。她就是黄依依！
黄——依——依——
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去找所长。
所长的办公室在三楼，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上，恰好和一个女同志劈面相逢。我为什么记得她，是因为我们擦肩而过时，我听到她在哭泣，于是我侧目偷看她，于是我看到她掩面而泣的样子——一只手捂着嘴巴，一只手捂着胸口，头低低垂着，是一种很悲伤、很无奈的样子。后来，从所长那里又知道，我看到的哭泣的女人正是从他办公室里刚出去的。她为什么哭，包括为什么来找所长，其实都跟黄依依有关。说真的，几天来所长对我一直是崇敬有加，好像上面的电话把我一下变成个很大的人物似的。其实，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只是有点神秘而已。所长大人对我已有的崇敬，使我一下子不大能接受他对黄依依的态度，当他听我说要黄依依时，所长脸上堆满了惊疑和不屑（不是原先的谨慎和不安）。
“黄依依？你要她？你……”所长沉吟着，最后咬咬牙说，“你还是换个人吧。”
“为什么？”我有种一脚踩空的感觉。
“她这人有问题。”所长回答得很干脆。
我问：“有什么问题？”
他说：“这是她个人的隐私，不便说的。”
我说：“在我们701面前，是没有任何隐私的。”我的声音露出一种霸道。
确实，跟我们这些人谈什么隐私是不聪明的，甚至是不尊重我们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最大的隐私。再说，对我们谁还有什么是隐私的？个人？还是国家？我们为探寻他人隐私而活，我们自己也成了他人的隐私。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我们要淡化这种感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隐私这个词从我们面前消失掉。抠掉。像抠掉一粒恶心的粉刺一样抠掉。小伙子，你可别跟我们傻乎乎地谈什么隐私，你没有任何隐私——对我们来说。
所长看我态度有些硬，笑了笑说：“我可以跟你说，但仅限你知道。”又笑了笑，说：“就像你的事，仅限我知道一样。”
我没有答话，等着他往下说。
所长说：“其实，你要早来几分钟，就会看到她的问题，黄（依依）同志的问题。就在你进门之前一分钟，一个女同志刚从我这里哭着走了。”
“我在楼梯上碰见了，”我说，“是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穿一件白衬衣的？”
“是的，”所长说，“就是她。”
“我看见她在哭。”我问，“她为什么哭？”
“那你去问黄同志是最清楚的。”所长说，看了看我，接着说，“她把她男人勾引了。”
我脑海里一下浮现黄依依撩人的目光和笑容，嘴上却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你调查过吗？是谁勾引谁？”
所长说：“那还用调查，肯定是她勾引人家丈夫。”
我说：“没有调查，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所长丧气地说：“你不了解，我是太了解了。”说着，从抽屉里翻出一些信件，乱糟糟的，一大堆。我一看，发现都是告状信，有匿名的，也有署名的，说的都是一个内容：黄依依思想腐化，乱搞男女关系。有的还指名道姓的，跟某某某，什么时候，在哪里。我一边看着，一边问所长这些是什么人。所长说，什么人都有，有的是所里的，有的是外边的。
我越看越怀疑，又问：“怎么有这么多人？不可能吧。”
所长说：“应该是不可能，可到了她身上，就成了可能。不瞒你说，这些人我大多都找她问过，我倒希望从她嘴里听到一个否认、甚至是狡辩的声音，可就是听不到啊。”叹口气，又说：“说真的，影响很坏啊，反应很大啊，现在所里开领导会，每一次都有人提出来，要处分她，开除她。幸亏她手上还有把尚方宝剑，是周总理点名要回来的，否则我说早有人把她拱走了。这个黄依依啊，黄依依，人家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可她到了中国，还在唱西方那边的歌，这怎么行嘛，完全不同的伦理嘛，能这样乱来吗？”
我问：“她有家吗？”
所长笑道：“哪个男的能接受她？”
我说：“也许结婚就好了。”
所长说：“你以为她没结过婚？结过两次呢，都离了。”
我问：“这是以前还是现在的事？”
所长说：“有以前的，也有现在的。据说她在美国就有过婚姻，丈夫是个化学家，老家是福建的，回国前两人离了。回来后不久，她跟电影厂一个摄影师好上了，不久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就因为她在外面有男人。”
“她现在有多大年纪？”
“三十七八吧。”
“有没有小孩？”
“没有。”
“社会关系复杂吗？”
“父母亲在浙江，以前是浙大的老师，现在好像都退休了。还有个哥哥，在上海市政府里工作，说是个什么处长。”
“平时工作上敬业吗？”
“工作上没问题。”所长说，“毕竟当过诺伊曼助手的，见多识广，科研精神和实力都是所里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也是数一数二。话说回来，要不是这样，谁还留得住她？能留下来，还不是因为她业务上拔尖，用得着。”
我笑了笑，说：“你劝我别要她，不会是个阴谋吧？”
他没有反应过来，问我：“什么阴谋？”
我说：“怕我挖走她啊。”
他苦笑着说：“我倒是希望你挖走她，这不是说我不爱才，而是她在这儿给我制造的麻烦太多，影响太坏！你知道人都在背后说我什么？说我是养了匹马，一匹洋马，整天在院子里溜达，谁想骑都可以；老同志骑了夫妻反目，年轻人骑了后患无穷，真正是一匹害群之马啊，只怕你不敢要。”
我说：“行，那你把她档案调给我看看。”
他问：“你真要她？你们不是特别单位吗？最讲纪律的，合适吗？”
我说：“我要看过档案才能决定。”
但其实，我心里已做了决定：没有比她更合适的！
博士也要寻欢作乐
从所长那里回来，刚进房间，我就听有人敲门。开门看，门口立着黄依依，她换掉了连衣裙，穿的是一套衬衣裙子，裙子是藏青色的，衬衣是白色的，开口很低，露出胸前一大片白生生的肉，甚至还可以隐隐看到一线乳沟。我的目光无意中碰了一下她胸前的白肉，便触电似地闪开了。
我说：“我正找你呢。”
她说：“我都来第二次了。”
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她递上来一页纸，说：“给你交卷啊。”
说的是另一道数学迷宫题。昨天晚上，她现场解出了两题中的一题，第二题她一时没有思路，带回去做了。刚才，我回来时，看地板上有几页纸，是其他三位候选人中的两人交来的答案。但我看都是错误的，现在我看黄依依解答的程序和结果，完全正确无误，心里一下子生出满满的喜悦，嘴上便客气喊了她一声“黄博士”。
她打断我：“你别这么喊，现在我是你的学生，在被你考试呢。”
我说：“那你觉得你考得怎么样？”
她说：“错不了的。”
我说：“不愧是博士。”
她又打断我：“说过的，不准喊我博士，什么博士，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博士的？”
“怎么看？”
“白天是博士，晚上不是。”
“什么意思？”
“就这意思，博士也是人，到了晚上，照样要寻欢作乐。”
说着，自顾自地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