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炳已经把8大箱录音带都听了（当然是走马观花的，但阿炳需要仔细听吗），结果都在这几页纸上，你看看吧。”
我一边看着，他在一边又感叹道：“简直难以相信，简直太神奇了，这个阿炳！我敢说，要不了几天，我们就可以把对方所有电台全部找完！”
说真的，我看到的跟陈科长完全是一种感觉，阿炳不但听出了8箱录音带里窝有79个报务员，而且对每个报务员的“手迹”特征都一一作了“注册”，比如——
1号：“3/7一起时喜欢连发。”
2号：“5/4相连时经常会发错码，要更正。”
3号：“发1时‘滴’音尤为短促。”
4号：“手法最为熟稔、流利。”
15号：“再见时有个冷僻动作，喜欢把‘GB’发成‘GP’。”
等等，等等。总之，1～79号无一幸免，都被阿炳抓住了出格的“辫子”或者“尾巴”。我们无法考证阿炳抓住的“辫子”或“尾巴”是真是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就是：12部电台出现79位报务员，这个数字是可信的。因为一般一部电台昼夜开通，起码需要6个报务员，6×12（部）=72。然后加上有人休假临时顶替的，在一定时间内出现79个报务员，这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而阿炳是不了解这些常识的，这也就排除了他瞎猜的可能。
完了，我对阿炳说：“现在我们去吃早饭，等吃过早饭，阿炳，我们就去机房，去把这些报务员找出来！”
我说的是“去找报务员”，目的就是要让他明白，这次找台和以前有所不同，以前主要是“辨音质”，而现在主要是“识手迹”。然而，辨音质也好，识手迹也罢，殊途同归，找到的都是敌台。
比魔鬼还高一丈
大家知道，上次找台阿炳成功采用“快进”手法，使人大为震惊，这次快进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听“手迹”和听“音质”完全是两回事，后者加快速度并不改变音质本身，前者速度一快，以至完整的电码都不见了，还谈何“手迹”？所以，这次必须慢慢转。这一慢阿炳又觉得不过瘾，提出要再添一套设备，两套一起听。
两套还不行。
三套也不够！
就这样，设备和操作手一套套添加，直至增加到六套时，他才觉得“差不多”。此时的阿炳，已被六套机器和操作手团团围住，机器转出的电波声和噪声杂音，此起彼伏，彼起此伏，前后左右地包抄着他，回绕着他。而他依然纹丝不动地稳坐在沙发上，默默吸着烟，聆听八方，泰然自若。9点1刻时，他突然“呼”地站起来，转过身，对他背后的一位操作手说：
“你找到了！你们听，这人老是把‘0’字的‘哒’音发得特别重，这是33号报务员。不会错的，就是他（她）。”
对方正在发报。
把电报抄下来，虽然只抢抄了个尾巴，但对破译人员来说这已足够破译并做出判断：这确实是对方高层的一部电台！
然而要没有破译人员的证明，谁也不敢相信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电台，因为这部电台发出的电波声太破烂、太老式了，任何人听它的声音都会没什么犹豫地肯定，这绝对是几十年前甚至是上个世纪的设备在忙乎。这种设备早已被淘汰，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哪怕是最贫穷的国家，也不会使用这种老掉牙的通讯设备。什么人或组织可能用？一些个人无线电爱好者，或者相应的协会，或者一些穷国家的私人社团，比如海上打捞队、远洋公司、渔业公司、森林守护队、野外动物园、旅游公司，等等。正因如此，侦听员听到这些电波声一般根本不予理睬就放过去了，而现在居然成了对方高层联络设备，这显然是诡计，目的就是要麻痹侦察人员，让你永远与它“擦肩而过”。这就跟有人故意把你想偷的东西专门放在你身边一样，你找上寻下，挖地三尺地找，就想不到在自己身边看看。一个道理，大家玩的都是魔鬼的那套，以疯狂、大胆和怪诞著称。
然而，神人阿炳比魔鬼还道高一丈！
魔鬼的这套诡计一旦被破，等于机关被打开，剩下的都是指日可待的。
3天后，对方高层15部电台（比原来增加了三部）全部“浮出水面”。
10天后，对方军事系统107部秘密电台、共1861套频率，全部被我方侦获并死死监控。
破格提拔
阿炳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701乃至国家安危的燃眉之急，他在短短一个月里所做的，比701全体侦听员捆在一起所做的一切还要多得多，还要好得多。所以，他理应得到701所有人的敬仰和爱戴，也理应得到属于701人的所有荣誉和勋章。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因为701工作的秘密性，荣誉等身的阿炳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又光辉的事迹将被人们兴奋又不知疲倦地颂扬。然而，由于701特定的工作性质使然，知道他的除了我们这些人外，恐怕只有陆家堰的村民们了。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对阿炳，真正有关系的始终只有两样东西：一是他母亲的“柴火问题”，他一直念念不忘的；二是他耳朵的“权威问题”，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对他质疑。
不用说，这两个问题现在早已不成其为问题。
大功告成后的阿炳生活得很轻松闲逸，除偶尔被兄弟单位借去“解决问题”，其他时间他都在山沟里度过。组织上专门给他配有一个勤务员，那人曾经是我们局长的勤务员，管他的吃住行和安全。每天吃过早饭，勤务员就带他来到高墙深筑的院门前，然后由值班侦听员带他去机房。到了机房，他的工作就是坐在那里等同事们出险，他来排险。但这种情况并不多，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学盲文和听广播。不过，总的说，他不太坐得住，到了下午他一般不爱呆在机房，喜欢去院子里一些公共场所打发时间。他去得最多的是卫兵队，坐在操场边，听年轻士兵操练、唱歌、比武、打闹，有时也跟他们玩玩老一套的“听力游戏”。当时我因为发现阿炳并且“调教有方”有功，被破格提拔为监听局副局长，而卫兵队恰好是我分管的一部分。在这里，每一个士兵心里都装着我的忠告：不能对阿炳失敬，也不能随便跟他开玩笑。
事实上，我的忠告是多余的，在我们局里，乃至在701，没有一个人不把阿炳当作首长一样敬重，也没有一个人敢跟他开什么玩笑。我很容易就注意到，凡是阿炳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看不见。如此崇敬一个人，在监听局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恐怕也不会再有第二个。
婚礼
日子一天天在山谷上空流逝。
冬天来了，阿炳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阑尾炎送进了医院。医院在一号山谷里的家属区，从我们这里过去有点路程，但有车也快。在他住院期间，我经常搭车去医院看他。有一次，我走进病房，看见护士林小芳正在给阿炳换药。这个人我是认识的，家在农村，她哥哥原来是我们卫队队长，在一次实弹训练中以身殉职。她也正是作为烈士的妹妹被701破格招来的，来了后又被保送到护校学习，回来就提了干，在医院当护士。因为是烈士的妹妹，她对自己要求一向很严格，对701则有一种农村人朴素的感恩心情。看着她那么细心又热情地料理阿炳的情形，我突发奇想，并回头向局长汇报了我的想法。局长说我的想法不错，但医院那边的人事，我们这边管不了，让我向院长汇报，看院长的态度。于是，我又专门去机关，向首长汇报我的想法。
首长听罢，干脆地回答我：
“嗯，这个想法不错，是这样的，与其给他配勤务员，不如给他安个家。这是件好事，就看你能不能促成。”
我问：“如果不呢，我能不能以组织的名义出面？”
首长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这样沉吟道：“如果我有个女儿，只要阿炳看中，我会以父亲的名义让女儿嫁给他的。”
我想也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阿炳再造了701，只要他需要，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拒绝的。这就是说，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林小芳有什么顾忌，我将以组织的名义干扰她的意志，促成这门婚姻。这在现在说来是无知的，可笑的。但在当时，起码在我们701，这样的事并不出格。坦率说，我的前妻就是组织上安排的，我们后来感情很好，只是她过早病故了，去世前她还把自己的一个表妹介绍给我，做了我现在的妻子。我讲这些想说明什么？我是说，在当时，在701，我们把婚姻更多的看做是革命和事业的一部分，而且正是这种信念让我们拥有了无比真切的爱情和生活的甜蜜。
作为701的外勤人员，林小芳并不知晓阿炳真正的工作性质，她一直以为阿炳的荣誉都是因为他发明了什么保家卫国的秘密武器。但这并不影响我张罗一场完美的婚姻。说真的，林小芳一听我的想法，几乎没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了。她说，如果她哥哥活着，一定会支持她这么做的——嫁给一位为我们国家研制出先进秘密武器的大英雄。至于阿炳看得到的缺陷，她认为这正是她要嫁他的理由：英雄需要她去关爱。
我为小芳表现出的坚定意志和高风亮节深受鼓舞，然后我又找到阿炳，把同样的想法告诉他。我敢说，这是阿炳有生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耳朵发生怀疑，于是我不得不把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完了，我听到阿炳这样自言自语道：
“谁愿意嫁给我一个瞎子？在我们陆家堰，只有瞎子才愿意嫁给瞎子，可两个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吗？”
当我确凿无疑地告诉他小芳绝对愿意嫁给他后，他似乎很想抑制内心涌动的兴奋和激动，却又似乎怎么也抑制不住，“啊啊”地问我：
“这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
我们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