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特派员带同武备学堂学生前往湖面详加测绘，拟即咨会浙抚各派劲兵扼要驻防，以为严绝根株之计”。（《东方杂志》第1卷第9号，第369页）
清末捕快
1908年，余孟亭、夏竹林匪帮活动达到高潮，此时已任江督的端方也“尽出锐师佐江、浙诸营入苏松以击之”，大败余夏匪帮（陶成章：《浙案记略》，见《陶成章集》，第389～390页。）。
共和党人与土匪的关系十分特殊，在反清时期，曾利用土匪作为敢死队，但在民国初建之时，对各地土匪也力主镇压。如南京留守黄兴在1912年4～6月，就调兵遣将，责成江北各地守军尽力剿匪。至“二次革命”后，方又转为联合利用。
北洋政府时期，对各地土匪也多采取武力围剿的政策。比如，袁世凯对拥兵万余人、纵横中原数载的白朗匪帮就是如此，不惜出动大军多方围剿，将其部队歼灭后，还把已经中弹身亡的白朗与其他首领砍去首级，高悬于开封城南门的城墙上示众，以警告试图效法的人们。再如，山东历来匪势甚盛，1916年7月至1918年12月，仅一年半的时间，北洋政府陆军第七混成旅在山东就先后进行了123次剿匪，毙匪总计5232名，夺取各种枪枝1071枝。对于啸聚一时的太湖匪患，则实行长江与太湖联防，海军与水警厅协作的办法，由海军派浅水兵舰进入太湖剿匪，1914年11月，海军就应苏省水警官员赵会鹏的请求，派出两艘浅水军舰进驻太湖东西山地区。
清末贵州巡警
山东第六混合旅旅长何锋钰在鲁南地区剿匪时，对捕获的土匪不问首从，一律格杀勿论。1922年11月间，在枣庄数里外的一个小山谷里，将捕获的1012名匪徒一次全部斩首，暴尸荒山。
就连雄踞一方、调兵自重的军阀，对其辖区的匪类、“乱党”，也总是不遗余力地加以剿灭。如倪嗣冲就认为，对于土匪要严剿不抚。“如欲增加军队，不妨呈明添募；万不可纳降匪众，编入军队，致贻日后无穷之患。”（陆军部档（北十一）757，陆军部档1014（二）97，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41页）
又如，吴佩孚和冯玉祥等对老洋人匪帮，也曾动用重兵布下天罗地网，多次进行合力围剿，试图将其一举歼灭。
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各地匪患依然烈度不减，国民政府为了安抚百姓，稳定统治，对匪患严重的地区也不惜屡次出动军队进行平定。
清末川东巡警营
比如1930年，川军邓锡侯出动4个旅的兵力围剿川西区匪赖金廷，歼灭所部，击毙赖匪。1931年，蒋介石命嫡系部队刘峙、展书堂等3个师和一个旅围攻驻扎大名的刘黑七匪帮，血战数日，刘损失惨重，最后仅带2000人马突围，逃回山东。1932～1933年，陈济棠派遣数团兵力，进剿雷州半岛徐闻山地区的匪徒，耗时两年，激战多次，方才肃清匪患。1939年9月～1940年10月，川陕两省出动数千国民党军队，围攻陕南巨匪袁刚的老巢高洞子，迫其投降，并将民愤极大的袁刚与其他几名匪首处死。1939年春，国民政府派李延年率部进剿川东土匪，历时半年，剿灭称霸酉阳10余年的张绍卿匪帮。但该部撤离不久，张匪部属杨树臣、李老菊、张思曾等股匪又东山再起，为害川湘鄂边界地区，甚至惊动重庆当局，蒋介石怒不可遏，严词质询第六战区长官陈诚，令其全力清剿。1941年冬～1945年9月，第六战区先后派高瞩东军、罗广文军、朱鼎清部、李士林部对湘鄂川边的土匪进行清剿，激战无数次，才将匪势有所遏止。
为了更有效地治理匪患，1944年4月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了《惩治盗匪条例》，共11条26项，对犯有盗匪罪者进行严厉惩治，可惜该条例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
长江轮船护航队
历届政府在对土匪进行武力围剿的同时，并不忘记诱捕剿杀的策略，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孙美瑶和手下的几员部将在被改编后仅六个月，就被诱入一个圈套，以未能控制手下土匪、拒绝服从命令为由而处死。1925年6月，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赴雷州半岛剿匪，当时，造甲三匪帮势力相当强大，而且以徐闻山为据点，要想一举剿灭是不容易的。张发奎便以假招安为计引诱造甲三，造不知是计，率领匪众1000多人到指定地点沈塘圩接受改编，并在旷地上列队欢迎张发奎的队伍。岂知张部一到，立即把造部匪众包围起来，用机枪、冲锋枪扫射，匪徒纷纷倒下，造甲三当场毙命，幸免而逃脱者寥寥无几。1933年，梁公福部再次进剿徐闻山残匪，也是一面搜剿，一面设计引诱。梁公福经过活动，引诱徐闻山残匪200余人接受招安，带回海康县城后，被陈济棠下令全部就地枪决。再如，甘肃匪首马宝，1928年10月，被河州镇守使赵席设计诱捕，不久送往兰州，甘肃省主席刘郁芬将其枪毙。
广东缉匪布告
2、怀柔安抚
收编土匪为士兵，美其名曰怀柔安抚，此事也屡见不鲜。梁山聚义的宋江就醉心于此，不惜牺牲自己兄弟的性命，也想上朝为官。近代土匪中，相当多的匪首对升官发财充满梦想，这条道路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民谣就是明确的反映。普通的匪徒自知为匪的悲哀和危险，也希望脱离土匪生涯，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被改编成政府军或地方保安部队，衣食不愁，又十分体面，自是非常向往的。而官府自然也希望如此，代价小而匪患平，何乐而不为呢？
比如满清统治时期，奉天将军增琪就于1902年收编了纵横一时的张作霖匪部，300多名土匪军装一换，就成为马队二营、步队一哨的正规军，张作霖也由“草莽胡匪”摇身一变成了“朝廷命官”。
戎装杜月笙
被招扶后的张作霖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路军阀招抚土匪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可谓比比皆是。如军阀赵杰剿匪不见战绩，就别出心裁进行招匪，“凡能招匪一千以上且在地面扰乱有声名者，授以旅长；三百以上者，为营长。”（《晨报》，1920年9月20日）
悍匪毛思忠拥众万余人，纵横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地带，北洋政府屡次进剿无效，遂进行招抚，将其收编。“中州大侠”王天纵受抚后作了袁世凯政府的北京稽查长，河南匪酋刘镇华招安后出任陕西省省长，著名匪酋张寡妇、老洋人、樊钟秀等都曾被北洋政府招抚过。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收编的土匪更是数目庞大，难以胜计，或利用他们充当反共先锋，或改编他们以图抵抗日军等，比如反复无常、作恶多端的河北永年巨匪铁磨头，就于1944年2月被汤恩伯部收编，充当走卒。有奶是娘、匪性难驯的沂蒙恶匪刘黑七，曾先后被何应钦、阎锡山、宋哲元、张学良、韩复榘、于学忠等部和日军招安。至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为抢掠抗战胜利果买，大肆搜罗收编的土匪更是不计其数。
旧民团
既然谁都知道土匪淫掠烧杀、为害深重而且劣性难改，那政府又为什么要对其进行怀柔招抚呢？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①兵力不敷布防。比如在苏鲁豫皖地区，如果凭官方剿匪报告，有些时候土匪人数相当于一地驻军的半数以上。
②土匪的作战能力较强。小杆土匪长于袭击隐蔽，“聚则为贼，散则为民”，官军不易剿灭。大杆土匪人众枪多，兵匪、积匪能征惯战。这些人若能为己所用，既无须装备，也无须训练，军阀自然更愿意将其招抚，而不愿因剿匪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③为使土匪免为敌对势力所招抚，或被他们煽动起来制造麻烦，从而招抚。
④以匪治匪。比如张作霖招抚后，就卖力地把另一匪酋杜立三诱捕枪杀。江西匪首周文山投靠蒋经国后，也尽力剿灭另一股匪黎英、黎雄。
3、剿抚兼施
对于匪患问题的治理，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是单纯地采取或剿或抚的政策，而是剿抚兼施，对匪帮进行分化瓦解，武力围剿与利禄引诱相结合。
愿意归顺者，招抚使其有新生之路；顽固不化者，严惩以警戒他人。例如，1918年10月，巨野县商会会长魏翰卿就认为：“夫治贼之法，不外剿抚。顾剿而不抚，无以开其生路；而抚而不剿，无以警其邪心。”（陆军部档（北十一）757，陆军部档1014（二）97，转引自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第141页）
清末江西九江警察
满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政府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兹不赘述。
当然，历届政府除了直接对为非作歹的土匪进行治理之外，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其他政策，以防止匪患的产生和肆虐。比如，南京国民政府曾采取这样一些措施：①注重地方政权建设，实行保甲制度和联保连坐法，多方加强控制；②对于流民，或遣返回乡，或设立游民乞丐习艺所和感化所加以收容，防止他们转化为匪；③灾荒期间实施救济，尽力消除匪患的来源。
剿匪布告
匪患的肃清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剿匪英雄杨子荣
二 中国共产党肃清匪患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迅即投入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斗争洪流，切身的革命实践，使中共认识到，在土匪活动甚烈的中国乡村，要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就不能无视这批流氓武装力量的存在。对于这一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中共自身的日益成熟，其具体认识和解决方法也各不相同，而最终以全面军事清剿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