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回忆说，训练最紧张的时候，我们这帮人就集中在毛主席住的东湖甲所，住在服务人员的房子里，先在东湖游泳池学习基本动作，大米、馒头管饱，天天有肉吃。每天早上八点钟下水，十一点半钟上来吃午饭，下午两点半钟再下水，五点半钟上来吃晚饭。开始，游泳与酒肉兼而得之，大家的兴致很高。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开始挠头了。武汉是全国闻名的“火炉”，气温能高达四十摄氏度以上，把饼子贴到墙上也差不多烫个半熟。东湖游泳池是露天的，人人只穿裤头、光着膀子，整天在水里泡着，太阳晒着，人晒得黑不溜秋还是小事，要命的是人人掉皮，掉了第一层皮，还要掉第二、第三层皮，看着很骇人。一掉皮，一出汗，蜇得疼痛难忍。大家开始叫苦，哎呀，没法睡觉啦！我说怎么啦？他们说睡觉只能趴着睡、撅着屁股睡，别的姿势都睡不成。我说怎么睡不成？他们说不敢翻身哪，膀子上、背上都掉了皮，疼得钻心！我说你们非得给我坚持住不可，必须泡在水里，泡久了，就适应了嘛。在外边晒太阳倒是最难受的，还是给我跳到水里去，水里最舒服。不多天，都学会了游水。
跳水有难度，有人出尽了洋相。比如曹志勤——后来当了王任重的秘书，一直干到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他当“水上卫士”的时候，是捏着鼻子、闭着眼睛、硬着头皮从跳台上往池子里跳水的。跳久了，才不捏鼻子、不闭眼睛了。他后来表现了良好的素质，胜任了高层的重要工作，不能说这跟高台跳水的历练没有关系。
这帮人都学会了游水、跳水以后，我又说不行，还要学会潜水。他们都学会了潜水，说我低估了他们的本领。我说，你们吹牛皮！他们说，你不信，就去让我们试试嘛！我说，走，开车，把你们拉到武汉体育馆游泳池里去。到了游泳池旁边，我说，好，你们看着！我就把五分、一分的硬币丢到了五米深的池子里。我说，你们要把硬币一个一个地捡起来，你们一个一个地过关。哎嘿，第一个，一头扎下去，捡起来了；第二个，一头扎下去，也捡起来了。每个人都给我捡起来了。我说，嘿，你们还真行，不是吹的！
后来，大家可以跳到东湖里到处游了。开始还有小木划子跟着他们，后来，就不要小木划子跟了。他们一下水，哪儿都可以去，游着游着就游到武汉大学去了。他们吃了早饭下水，向正东偏南的磨山方向游过去，一去九华里，那里是荒郊野外，小划子可以划到岸边上去。这些老小伙子说说笑笑就游到磨山去了。爬到山坡上，坐下来休息一下，会抽烟的还要抽支烟。我到现在也弄不清楚他们是怎么把烟卷儿、火柴带过去的，当时还没有打火机。人人身上只有一个三角裤头，没有任何可以装东西的地方。但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把香烟、火柴装到猪尿泡里，缠得紧紧的，掖到三角裤上带过去的。你只要游好水，你尽管吸你的烟。好，他们早上出发，游到磨山抽支烟，再游回来吃中饭，往返十八华里，跟玩的一样。然后到长江里游水就非常自如了。
果然不出姨父之所料，这支“水上禁卫军”后来派上了大用场，不仅多次在武汉陪毛主席下长江游水，用起来很顺手，还多次听从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的调遣，随同毛主席到庐山、九江、湘潭游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在武汉最后一次游长江，负责水上保卫工作的还是这支队伍。
姨父对“水卫”队员的要求是严格甚至是严厉的。毛主席每次游泳，都要有四条小划子下水，东西南北各一条，每条小划子上两个人。前边两条要离得远远的，不要影响毛主席游水的兴致，远远看去，像是飘荡在江面上的一叶扁舟。后边的两条小划子要跟着毛主席，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只能蹲着，不能站起来进入毛主席的视野，以免分散老人家游水的兴趣。姨父还特意说明，小划子的大小、式样，都严格按照电影《洪湖赤卫队》里的小划子的标准，看起来是蛮有诗意什么的。蹲在小划子上的“水卫”队员可就苦了。他们一蹲就是半天，人晒得红红的，头皮晒得生疼，总想陪着主席下水。我说，你老老实实给我呆在船上养精蓄锐，不到必要的时候你不能下水。你也下水，我也下水，把人都搞累了，遇到险情的时候我还能用谁？队员说，局长啊，实在晒得受不住啦！姨父说，同志们啊，你就咬着牙，受吧！
1。先脱三层皮（2）
姨父为这支“水上卫队”所表现的忠诚、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他多次挨个儿念叨“水上卫士”的名字：曹志勤、徐乃成、李富成、谢光才，等等。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从好多好多人当中精选出来的，现在还有好些人都在，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在长江风浪里经过考验的。后来，不光那个跳水捏鼻子的曹志勤当了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划小划子的吴绪林当了武汉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划小划子的周汉楚当了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处长，还有好几个人当了警卫处处长。姨父又瞪了一下眼睛，说，我现在吆喝一声，他们还会来的。
2。毛主席江中遇险（1）
1959年夏初，毛主席又到武汉游了长江，接着，乘汽车去安徽省安庆视察，经鄂城、大冶，看了棉花，又到黄石看了钢厂。所视察项目都是事先没有安排的。钢厂的道路不好走，钢筋、杂物堆在路上，铁钉把毛主席一个卫士的皮鞋“咬”掉了一只。姨父也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唯恐别的什么东西捣乱，就抢先几步，走在毛主席前头，把路上的钢管、铁皮搬到路边，把铁钉踢开。他的眼睛一直是瞪着的。
在领袖身边，他总是不能排除紧张和惶恐。
在此之前的1958年年底，在武昌召开了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姨父原本就有些特殊的地位再次得到了加强。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与第二书记张平化一起，向谢滋群、朱汉雄宣布湖北省委决定，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委政法委书记、仍兼任武汉市公安局局长的谢滋群牵头，由已经提升为武汉市公安局副局长、仍兼任警卫处处长的朱汉雄具体落实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来湖北期间的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谢滋群1929年参加革命，是井冈山时代的“兴国老表”。姨父十分尊敬他，认为能担任谢的负实际责任的副手是对自己的信任。他时刻感到担子的沉重。
姨父正是带着这种心情再次出现在毛主席身边的。
这时，毛主席的专船已经换成了“江峡号”。
“江峡号”船长穆家瑞的情况已经考察过了。他是重庆官场坝人，原来是玩竹篙子出身的船工，从小摆渡白木船。三峡航道里有了机器船以后，他又到机器船上给洋人做工，还学会了英文。解放后，他是全国劳动模范，不仅政治上可靠，专业技术也十分精湛，比如靠、离码头，不管是什么样的流速，不管是船头往上靠还是船屁股往上靠，不管是白天或是夜晚，他都能指挥船只安全、平稳地离、靠码头，不会发生碰撞。姨父感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毛主席入睡不易，如果他老人家刚刚入睡，轮船一靠岸就“嗵”地把人惊醒了，老人家是要发脾气的。因此，“江峡号”以后不仅成了毛主席多次下长江游水的专船，而且是毛主席由武汉上庐山、下安徽的专船。
这次，姨父又调来了“江峡号”，并要“水上卫队”跟随“江峡号”行动，果然又派上了用场。毛主席在黄石刚刚上了“江峡号”，就下船游了长江。不料突降暴雨，雨点子很大，“噼噼啪啪”地打在江面上，打得脑袋疼。毛主席喜欢包括大自然在内的一切挑战，冒雨游江，兴致更高。眼看前边有山，山前有一个急转弯，水流更急，雨也更猛。姨父心里揪紧了，却不敢打扰老人家游水的兴致，急向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建议——姨父说，小吴是敢在毛主席面前提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之一，请她说服毛主席从江中上了船。
毛主席还要去安徽省的安庆、合肥视察。离开武汉时，已经叫来了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安徽省公安厅厅长，还从北京接来了祖籍安徽、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张治中。姨父随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张国武跟安徽的同志谈妥了，在湖北境内，船上、水上和岸上的警卫任务均由湖北负责。进入安徽境内，船上的警卫工作仍由湖北负责，其余警卫工作由安徽负责。姨父说，咱们笑话可以说，酒可以喝，任务上的分工要明明白白，一点也马虎不得。姨父还放心不下，特意问安徽的同志，毛主席到安徽境内游水怎么办？安徽的同志说，我们从体工队挑选了一批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已经准备好了。
但是，姨父的直觉再次向他发出信号，似乎有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上。他说不明白这是一块什么样的石头，那只是一团混沌、模糊的感觉。
拂晓，“江峡号”到了安庆。安庆在长江北岸，沿江岸线很长，岸上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宝塔，在晨曦中清晰可辨。船没有靠岸，在江心“顶水慢车”发动——顶着水流，慢车抵消了流速，稳稳地停泊在江面上。毛主席正在睡觉。江面上一片寂静。这是繁忙之后的安适和喧闹之前的宁静。姨父还在掂量心中的石头，他感到毛主席睡的房间并不舒适，是一切旅客都可以买票住进去的二等舱；“江峡号”的稳定性也不是很好，船身有点摇摆。但是毛主席睡得很好。姨父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此时此刻，只要毛主席能睡好，就没有别的更值得挂牵的事情了。
毛主席睡了一个难得的好觉，天已大亮。毛主席吃了早饭，“江峡号”稳稳地驶向码头，却又一转身离开了码头，航行约一两公里，又停泊在与宝塔遥遥相对的江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