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手的，不能往卫士前边挤，这是规矩。卫士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就是了，不能乱插手。
毛主席游水后稍事休息，已经到了下午两点钟，早该吃午饭了。而“轮渡二号”是汉口、武昌之间的轮渡船，平时从江北岸摆渡到江南岸只用十五分钟，船上用不着烧水做饭，因而没有烧水的锅炉和做饭的厨房。姨父却出人意外地向毛主席的随员报告，请主席在船上用餐。他事先把厨师、服务员和一个用汽油桶改造的煤炉都带到船上来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带来了特意从樊口采购来的又大又肥的鳊鱼。姨父着重指出，正因为带上了可爱的樊口鳊鱼，接着才有了毛主席“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的千古佳句。至于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姨父让我少安毋躁，他将在下一节为世人下一点考证的工夫。他当时的任务只是照料毛主席吃饭，主菜是清蒸鳊鱼。
毛主席吃了这餐饭，“轮渡二号”就到了武昌造船厂码头。主席在那里下船，即乘汽车到武昌东湖客舍南山甲所下榻。以后好多年，在梅岭的新房子于1959年建成以前，毛主席每次来武汉，都是住在这个地方。毛主席正是在这里笔舞龙蛇，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篇。
4。“又食武昌鱼”考
1957年春——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次年，《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了毛主席的诗作，其中一首是：水调歌头游 泳一九五六年六月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世人看了这首诗，才知道毛主席在武汉游了长江。
姨父考证说，毛主席诗中的“长沙水”是有具体含义的。毛主席的随员告诉我，毛主席来武汉那天，先在长沙看了清水塘，那是他青年时代跟他的夫人杨开慧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清水塘有一眼很有名的水井，他看清水塘的时候，又特意喝了这眼井里的“长沙水”，然后从那里乘汽车直奔机场，登上伊柳14型飞机，飞抵汉口王家墩机场。姨父掐指计算，毛主席从长沙坐飞机到武汉，途中飞行了一个小时零一刻钟；从机场到江汉关码头上船，用了半个小时；下水游长江用了两个小时，从离开长沙清水塘，到中午用餐吃了清蒸鳊鱼，相隔五个多小时，所以说是“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
那么，樊口鳊鱼何以成了“武昌鱼”呢？姨父说，这要感谢香港《大公报》的一位记者，是他替我们下了一番考证的工夫。不知道这位记者通过何种途径得知他是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的当事者，就带上毛主席的诗词找他“抢新闻”。当时，毛主席游长江属于内部机密，湖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都没有通知他接待这位记者，他就毫不客气地“无可奉告”了。记者却一头钻到湖北省博物馆里查资料，还作了实地考察，一个月以后又来找他，喜滋滋地宣布考察成果说，“又食武昌鱼”的“武昌鱼”应为樊口鳊鱼。樊口古为鄂城管辖之地，鄂城古称武昌，故而樊口之鳊鱼亦即武昌鱼也。
姨父说，还真叫这位记者说对了。当时，他只知道樊口鳊鱼最好吃，因为樊口是江、河、湖交界的闸口，里湖外江，此鱼在闸口上进进出出，兼得江、河、湖水的滋养，练就一身肥而细腻的好肉，特别是鱼头靠肚皮之间、脊背上的那块肉格外鲜嫩好吃。所以要去买最好的樊口鳊鱼做给毛主席吃，不料想从此成就了“武昌鱼”的历史地位和赫赫大名。
四十六年以后的2002年秋天，姨父正在看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三峡大坝导流明渠截流新闻，忽然想起了这位香港记者，他说，我很想念这位记者，却忘了他姓甚名谁、不知他身在何方。如能打听到他的下落，我一定要把毛主席第一次畅游长江的具体经过告诉他。比如，“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这就是后来建成、眼下还在使用的长江大桥，当时刚刚冒出来两三个桥墩。毛主席正是在桥墩下游下水的。“高峡出平湖”就是现在的三峡库区，首期蓄水高度为一百三十五米，这不就是“高峡出平湖”了嘛！不过，旅游者不必担心，神女峰没事，库区淹不住她。所以老人家说“神女应无恙”啊！老人家游着水，还想着长江大桥、三峡大坝的建设，还想着不要淹了神女峰，这真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事情，所以要“当惊世界殊”了。
姨父的考证并未到此结束，他又大发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诗句如今已得到历史的验证，樊口鳊鱼何以称为武昌鱼也已得到了有心人的考证，但是，是谁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又是谁给毛主席把做好的武昌鱼端上餐桌的呢？这两个历史的空白只好由他来填补了。
姨父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子说，你记住，是厨师杨纯卿给毛主席做的“武昌鱼”，是清蒸。杨纯卿还带着一个打杂的下手，可惜我没能记住他的名字，这个小小的空白姑且存疑待考。杨纯卿的下手把鳊鱼开膛剖肚，拾掇得干干净净。杨纯卿再撒上一些姜丝，放上几颗豆豉，再放上一些不能为世人所知、具有极高的知识产权价值的上等作料，用只有他自己才晓得的适当火候蒸好以后，用椭圆形的盘子装上，把汤滗掉，再浇上一点点油，撒上一点点葱花。这时候，管理员金文俊、服务员吴素英已经把桌、椅、台布摆好、铺好了。给主席端盘子上菜的是吴素英，她做事手脚麻利，沉得住气，走路如一溜轻风。切记，摆台子、铺台布、端盘子是她和金文俊共同完成的历史使命。
姨父夸说，金文俊和吴素英都是百里挑一的人才，大概就是在他们上“专船”为毛主席服务的时候，两个人眉来眼去地产生了感情，私订了终身，后来就喜结良缘，又被调到武汉附近的应山县工作去了。“文化大革命”后，金文俊当了副厂长。我和你六姨去武汉，又和他们见了面。他们两个已变成老头子、老太婆了。我说，眼下没有过去那样的光荣任务了，你就给我找个地方钓鱼，好吗？金文俊说，好，我包了。当然，这是后话，不在考证范围了。
5。厨师杨纯卿事略
姨父说，杨纯卿是值得立传的。他不止做了那一条载入史册、进入诗词经典的武昌鱼，每当毛主席跟其他中央首长来武昌东湖小住，或是来了军队、地方的高级干部，乃至于毛主席在武汉举办国宴或便宴，常常要由杨纯卿担任主办厨师。总之，厨房里的“红案”、“白案”，诸如杀鸡拔毛，剖膛破肚，全得听他的。
杨纯卿是湖北汉阳人。俗话说，“湖北厨师出汉阳”，长江中游做饭的、开馆子的，大部分是汉阳人。但他不是大馆子里的学徒出身，没有拜过名师，不是科班里讨教来的本领。按湖北厨师的行话讲，他是“剽手”，“剽”而能称之为“手”，足见其“剽”不凡，乃至于没有门户之见、打破清规戒律地“剽”来了十八般手艺，且都是从食客口中“剽”出来的。
抗战期间，杨纯卿逃难到云南、贵州，在路边小饭店里打杂，而后又自搭茅棚、另起炉灶。那时的云南、贵州是大后方，云集着从沦陷区各地逃到这里来的异乡人。他的小店接待过来自各个地方、各种身份、各种口味的客人，或富商巨贾，或贩夫走卒，或侠客名士，或将校军官，都曾为其座上客。他人缘好，悟性高，生性爱做又爱吃，就在路边店里做遍、吃遍了世上各种美味，苦、辣、酸、甜各投所好，烹、炒、煎、煮兼收并蓄。但我忘了问姨父，他的“路边店”是否开在著名的国际公路且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滇缅公路上，从而把美国远征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及其麾下迎进小店而“剽”之，乃至于“剽”来了美国烧烤的绝活呢？待考。
解放后，杨纯卿到湖北省公安厅机关大食堂当了炊事员，对于供给制的“大锅饭”，也能变出一些别有滋味的花样来。公安厅领导奇其才，要他到小食堂里做菜，果然出手不凡，竟成了厨师的中坚。姨父主管对外接待工作时，厅长就推荐他做了“火头军”。他的厨艺又大有长进，几年下来，便奠定了“领衔”厨师的地位，成了湖北省厨师界少数大师级人物之一。
杨纯卿最拿手的绝活不止是清蒸武昌鱼，还有毛主席最爱吃的湖南“烧方”，亦即呈四方形的大块红烧肉，每一块重约一两，不可少于七八钱的重量。毛主席改善生活或是请客吃饭，第一个要点的菜就是“烧方”。杨纯卿摸清了毛主席的口味，一定要用猪脖子下边、前腿上边的前胛肉，带皮红烧。红烧肉就是红烧肉，除了配烧少量的板栗、萝卜或小芋头以外，不要添加任何华而不实的东西。只是红烧肉的周围要摆上虎皮蛋——过了滚油锅的鸡蛋、鸽蛋或鹌鹑蛋。毛主席宴请几位客人就配上几个虎皮蛋。
杨纯卿得知他做的武昌鱼出现在毛主席诗词里以后，就珍藏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不再轻易做武昌鱼。但凡有朋自远方来，才必做此鱼。姨父离开武汉多年，“文化大革命”后，又作为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的党委书记带着香港远洋公司的几位老板参观三峡，然后去了武汉。此时，武昌东湖宾馆已揭去神秘面纱，对外营业了。他们就住到东湖宾馆，特意吃了杨纯卿主厨的武昌鱼。姨父跑到后厨房，恭而敬之地请他出来跟大家见面，向大家介绍说，是这位杨纯卿师傅给咱们做的武昌鱼，他就是当年给毛主席做武昌鱼的“大作家”。大家热烈鼓掌。
姨父离休后，再次去武汉时，杨纯卿已经退休。姨父打听到他家住在一座楼房的第九层。晚上，姨父跑去看他。大楼没有电梯，楼梯上没有电灯，